只有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加快收入分配改革,让各行各业都平等自由发展,特别是规范官员的权力,让“官位”去特权化,让做官成为价值多元化时代的一种正常的职业选择,这个社会才会更有活力、更富创造力

28日,武汉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表决,同意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的辞职申请。据武汉市发改委几位处长介绍,徐进辞官的理由很单纯,“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人生价值。”(4月28日《长江商报》)

仕途正茂的厅级官员激流勇退,是否另有隐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辞官是徐进在深思之后作出的个人选择,那倒包含了不少积极信息。这至少是一个“官本位”松动的个案,至少表明在徐进心目中,为官与从商、从学一样,只是一种职业选择。

一个健康的社会,为官尽管也有某种荣誉的意味,但终归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而且,在官民身份能够合理转换的社会,一个人此时想为官、能为官,彼时不想为官、不能为官,都是正常的现象。只有在权力通吃、“官帽”会带来职业之外不正常利益的情况下,削尖脑袋想当官的人自然如过江之鲫,有官不做的人就成了稀罕。从这个意义上讲,徐进如果真是基于“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理由辞官,对社会价值观带来的“健康效应”,应该予以放大。

实际上,在徐进之前,官员正常辞官不乏先例。去年年底,广东韶关“股神副市长”李建通过公开招聘加盟中航飞机公司；2008年,时任广东云浮市市委书记郑利平告别政治角色,前往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担任城市环境发展首席专家；再往前追溯,上世纪80、90年代和2000年前后,都曾出现过官员下海。然而从总体上,对官位梦寐以求的人仍太多,把做官还是不做官还原为一种职业选择的健康社会气氛仍不具备。

实际上,“官本位”回归的迹象反而更多。比如,别说局级处级官员,当上公务员,几乎成为青年才俊的首选。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国考热”的逐年升温,2010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多达146万,7年间增长了十多倍。一项最新调查也显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55%的受访者希望做公务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职业选择甚至影响了高中生填报志愿时的专业选择,不少理科尖子都扎堆涌向经济、管理专业。

万人同挤一座桥,说明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和组织结构出现了扭曲,也说明有低于市价数倍的“保障房”可买、养老就医不愁等丰厚福利待遇,公务员饭碗之铁之香,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职业”属性。另一方面,在我们身边,总是有太多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做企业难、做科研难,当官才是成功的捷径。与之相伴生的是,“官二代”成为一个饱含负面意味的词汇。

一个良性治理的社会,做官应回归其原本的公共属性和职业属性。从公共属性来说,有政治才能的人能够在官场大展拳脚,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待遇,而是基于服务社会的政治抱负。从职业属性来说,做官只是一种职业选择,只与一个人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有关。

反之,如果做官由于超出职业之外的利益太多,只能将过多的人才集中在官场,既不利于政治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其他行业的现代化。

因此,只有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加快收入分配改革,让各行各业都平等自由发展,特别是规范官员的权力,让“官位”去特权化,让做官成为价值多元化时代的一种正常的职业选择,这个社会才会更有活力、更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