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当前党政干部的阅读状况调查，得到80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共发放问卷1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47份。调查显示，尽管75.5%的领导干部对读书的重要性高度认可，大多数党政干部比国人平均阅读时间还少。（2010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么多年来，干部给我的感觉总是两个字，即“很忙”。因此，对于“大多数党政干部比国人平均阅读时间还少”的调查结果，我一点都不吃惊。不管是出于为自己撑门面的动机，还是确实想提升自身的修养或能力，大多数干部并非不愿意多读点书，但是，大多数干部确实抽不出时间或静不下心来读书。

对中国官员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最形象的莫过于袁中郞。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才不久，便给好友写信，大倒其苦水：“人生做吏甚苦，而做令尤苦，若做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但是，古往今来，像袁宏道这种觉得做官苦的恐怕只有被世人目为“迂腐不化”的极少数人——其实，大多数人都羡慕官员的这种生活，而在大多数官员本身，对这种生活也甘之如饴，不亦乐乎，何苦之有呢？

即使到了现时代，中国官员的日常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生活的场景变换了罢了。稍微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在中国，自古以来，不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在官员的日常生活中，上班与下班也同样缺乏清晰的界线，即你很难分得清官员在上班时间内忙的是公事还是私事，或在下班时间里忙的是私事还是公事。在八小时之内，大多数干部的时间除了要消磨在“文山会海”之上以外，迎来送往（所谓“接待”）也是其中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后者更可能成为官员升迁或任免的关键性因素。袁中郞所说的“朝夕趋承检点”，绝非言过其实，而是一语中的，因为接待活动一般都会延伸到八小时之外，甚至于通宵达旦。如此一来，官员哪里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书呢？

在一定程度上，干部比国人平均阅读时间少是体制性的，或曰结构性的。换言之，目前中国的这种权力与资源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不鼓励——甚至惩罚——官员读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得承认，官员也是凡人，不是圣人，更不是超人，他们具有人类共通的人性，即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读书，尤其是工作以后的读书，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需要某种时间上、精力上和金钱上的投入，这种投入虽然能提升个体各方面的能力，可这种能力的提升却未必能给当事人带来直接或快速的回报。而“朝夕趋承检点”，其实也同样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所使用的是公共资源，或通过公共资源的寻租所获得的收益，不用自己掏一分钱，然而，所获得的好处——如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平调到一个更好的部门、升官（即掌握更多的可以用来寻租的公共资源）等等——却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投资于与“上官”的私交比在读书，即自身能力或修养上的投入所获得的回报更快、更高、更划算，凡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人都知道，到底应该选择“上官”，还是应该选择读书——再傻的人都愿意选择后者。

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官员不读书或没时间读书，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要促使官员通过读书及时更新他们的知识，最终达到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的目的，首先得有让官员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社会的或制度的土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恐怕已经很难找得到一张能让人静下心来好好读书的桌子了——不但官员，就是在民间，大家都觉得书读得好不如关系拉得好——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子也就在于，我们的体制并不奖励——甚至惩罚——那些显在或潜在的在自身的能力上投资的杰出人才。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曰，“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以官得病，以病得归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一年之后就辞官归隐了。在人才的流动比较自由的现时代，如果我国政府不从体制改革上着手，通过制度化的激励机制培育杰出人才生长的制度土壤，必定会导致杰出人才的大量外流。那时，不但官场上，恐怕连民间都将被鸡鸣狗盗之徒充斥，中国又将凭什么立足和崛起于世界万国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