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独唱团》已经上市，我想买一本瞧瞧，但它在学校门口的小书店里却并未现身，便只好去网上订购。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是希望这本杂志能把文学性与公共性结合起来的，不过我也知道，在今天要想做到这一点也委实有些难度。《独唱团》能否满足我的一些期待呢？过两天我就知道了。

既然没办法评论《独唱团》，我就谈一谈韩寒现象吧。随着韩寒的不断言说及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对韩寒的封号也越来越多。此前我已见到“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公民韩寒”(《南都周刊》)、“韩寒就是当代的鲁迅”(香港《明报》)等媒体说法，近来我又看到一些学者对韩寒的判断或期许。比如，张鸣先生说：“就公共事务而言，别说官方，就是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韩寒的影响力》)而崔卫平女士则把韩寒定位于“公民人文主义者”(《韩寒——公民人文主义者》)。

估计许多人能够同意张鸣的判断和崔卫平的定位，本人也不例外。但我更想弄清楚韩寒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言说与我们这个时代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必须意识到，自由言说在今天是受到诸多限制的，这一点在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由于“把关人”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思想出位者、话语越轨者的声音便不大可能在传统媒体上尽数传递。虽然作者与编辑共同努力之后，其言说经过种种“话语策略”的包装或删改也能面世，但那已是相对“安全”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界确实不如韩寒具有影响力，因为知识界主要还是通过传统媒体向社会发言，他们的言说事先已被不同程度消解。

当然也不能完全责怪媒体，知识界人士自身也需要负许多责任。张鸣说：“像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有些怕。怕什么呢？说不好，但就是怕。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偶尔火压不住了，话说得猛了点，就心里一阵悸动，后怕得要死。经过政治运动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这也难怪。但是，作为80后的韩寒，显然没有这样的顾虑。”这是从年龄或政治恐惧症上考虑的结果。但除此之外，体制的“内”、“外”之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界人士绝大多数都在体制内求生存，谋活路，这一点已无须多言。而经过20年左右的适应与磨炼，“学院派”或“学院知识分子”大都已被“招安”。他们或者忙活于跑点晋升，或者汲汲于课题申报，成天紧张，终年辛劳，指望着换来著作等身，赢得业内名气。不能说这种做法没有意义，但长此以往，也强化了他们的专业意识，消磨了他们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而其中虽然也不乏公共关怀者，但他们有的遵从“言多必失”的前现代古训，有的恭奉“怎么都行”的后现代理念，只在私下场合议论，不在公共平台发言。何以为之？说到底还是涉及到“饭碗”问题：倘若出言不慎，便会砸了自家饭碗。知识界汇聚的都是聪明人，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