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昨日报道,北京火车站售票大厅内一光头男子坐在售票窗口大喊大叫要求退票,他购买的火车票被洗坏了,但因车票破损车站不给退。

对这名男子用“闹”的方式要求退票,不能支持和倡导,有意见可以到车站值班室反映,好好进行协商。但破损的火车票不能退的规定似乎该改改了。

现在已经实行了火车票实名制,对于破损的火车票,可以先核实其票面的身份与这位男子的身份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应当酌情处理;如果不相符,则要查清其破损票的来源。人民币破损银行还可以兑换,为什么乘客不慎破损了车票就不能视情况退换呢?

近几年来铁路部门加快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动车、高铁的运营,火车票实名制、网上售票的实行等,确实给人以日新月异的感觉。但一些规定还是在翻过去的“老皇历”,特别是一些缺乏人性化、涉嫌霸王条款的内容仍在沿袭,该是修改的时候了。

□吴文元(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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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仓山区某医院门口的LED屏幕上显示着“共助春运,看病就送火车票”广告。记者在现场拍照,结果从医院里闯出两个人,强行夺走记者的相机并把所拍照片删除。一名自称是该门诊机构负责人的中年男士称,他们只是在做促销,门诊方通过去火车站排队、网络预订的方式为患者代买火车票。(1月9日《福州晚报》)

“看病就送火车票”,好大一个馅饼!在当前春运特殊时期,一票难求的情况下,“看病就送火车票”,确实很能吸引人眼球,也很有实际的吸引力。特别对急于返乡而买不到票的农民工兄弟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馅饼。难怪有网友调侃:“看病送火车票,没病都要去装病啊!”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更不会掉馅饼。“看病就送火车票”,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从这家医院开出的“送火车票”条件来看,恐怕这个“馅饼”并不好吃。“凡在活动期间,在医院检查、看病的外来务工人员,均可由院方代订春节返乡火车票。同时,在院内消费数额达到2000元的患者,均可由院方赠送一张返乡火车票。”看看,“看病就送火车票”之上,人家还定了一个最低消费标准。再加之,从医院对待媒体记者的粗暴态度,以及遮遮掩掩的广告手段来看,“看病就送火车票”恐怕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画饼”,却并不能充饥。换句话来说,即使外来务工人员在这家医院花2000元看病,也未必能拿到火车票;即使你在人家医院看病了,人家答应为你代订火车票,但订到订不到又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如果这家医院在火车票实名制和票源紧张的双重压力下,真的能够如此大包大揽地“看病就送火车票”的话,那就说明这家医院的门路够广,能力够大。倘若真的如此,以“送火车票”来获利,这身后的背景恐怕也值得好好探究探究。

就在前几天,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事情虽小,却引发公众和舆论对农民工买票难的关注。当然,也引起了一些精明商家的关注,更有人打起了小算盘,想趁机从农民工返乡难中捞一把。如今,“看病就送火车票”横空出世了,这不得不说是买票难与看病贵的双重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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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春运期间的运输企业减免税费,让企业有能力提高产能,为春运分忧,并把优惠传导到旅客身上,提升他们过年回家的幸福感。

为期40天的2012年全国春运前天正式启动,今年春运预测客流量将达到31.58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春运期间客流量相当于全国人口整体迁移2次。

渴望、拥挤、焦灼、疲惫……几乎成为这数十天的“中国表情”。一张春运车票,成为数亿人的心头之痛。从第一代民工到第二代、第三代,数十年来,周而复始。年年春运年年难,解决“一票难求”没有谁能给出准确时间表。

过年回家,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当情绪得不到排解,公众的智慧便被空前激发,春运攻略大行其道,囧人囧事层出不穷。数天前,有民工致信铁道部称网络购票不公而获媒体赞助飞机票,得以顺利回家。前天,又有“回家达人”发明“曲线回家法”——“借道”国外,相当雷人。“借道”国外的真实性有待求证,即使真实也没有多少可行性,对于连网络资源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农民工来说,“借道”外国岂不等于“为何不食肉糜”。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称,今年铁路春运的运输需求与能力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预计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同比增加1352万人,增长6.1%,日均588万人,同比增加34万人。作为春运的“龙头老大”,铁路只能解决2亿多人次,与30亿人次的需求相比,如此巨大的供需缺口,仅靠旅客的小智慧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春运大考,需要更高层次的大智慧,需要各种交通方式的“大联网”。


过年回家、过完年返工是融入公众血液的文化传统,是不可压缩的刚性需求,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候鸟现象”都将存在,除非二元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社会问题都得以彻底解决。相关部门要做的,恐怕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可能满足而不是抑制公众这种需求。像过往,每到年关,呼吁农民工留在原地过年,作用有多大?事实上,解决春运难题,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不必太悲观。

就以公路运输为例。据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1.04亿辆,仅次于美国的2.85亿辆,位居世界第二。辅以全球第二的高速公路里程,如果得以充分利用,可以大大缓解春运难题。而尴尬的现实是,我国收费公路占全球70%,且收费之高世所罕见,一趟路跑下来,路桥费与油费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贵一些。高收费、低品质大大抑制了公众利用高速公路的出行欲望。近年,陕西、宁夏、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春节三两天也会选择性地减免路桥费,象征性地减免聊胜于无,对缓解春运压力的作用有限。不敢奢望全年免费通行,哪怕春运这三四十天适当减免,对广大驾车回乡的游子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利好。

公路运输只是一面镜子,照见管理的短板。航空、铁路、水路都一样,面对春运需求,仍有改善、提高的空间。譬如给春运期间的运输企业减免税费,让企业有能力提高产能,为春运分忧,并把优惠传导到旅客身上,提升他们过年回家的幸福感,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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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冬去春来,中国又迎来了她每年一次、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人口大迁徙——春运。中国之声的报道说,为期40天的2012年全国春运正式启动,预测客流量将达到31.58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春运期间客流量相当于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外媒习惯性地以惊奇的目光关注着这个他们难以理解的大迁徙和他们的国家无法完成的任务,惊叹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地表迁移运动”。

面对这个大迁徙,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呢?一些媒体在提供各种春运服务信息的时候,也习惯性地在一种渲染个别极端案例中将春运“悲情化”——比如,报道那些因买不到票或觉得票价太高,而骑摩托车回家的农民工;报道那些排了两三个晚上也没有买到票的人;报道各种一票难求的抱怨、挤不上车的苦难、拥挤的痛苦、挨票贩子宰的不堪、回家路上的劳累等。媒体前几天一则“白领借道国外曲线回家”的报道(不过后来有媒体调查发现,消息不实),加上农民工致信铁道部抱怨“买票机会被网购剥夺”,更是将这种回家的悲情和苦难演绎到了新的高度。

春运,真的有这么苦逼吗?回家过年之路,真的这么悲情吗?我觉得这种悲情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是渲染出来的。面对必然的拥挤和必然的一票难求,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去引导民众理性看待春运,而不是借一些极端的案例强化那种悲情的基调,将“春运”咏叹成一场“春怨”。

媒体在谈论春运问题时,不能向公众传递不切实际的期待,而有必要面对一个现实:买票难是必然的,拥挤是必然的。客流量年年创历史新高,今年将达到历史性的31.58亿人次——再多的火车,也无法应对这种突然爆发出的人流量;再充足的运力,也承载不了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在几天中人口整体迁移两次!何况,从运输效率来看,从铁路、公路到民航,交通的运力安排,只能应对常态情况,而无法为春运这几天的特殊情况而准备,那将是极端的低效和巨大的浪费。所以,从尊重经济规律和运输规律的角度看,买票难是必然的,拥挤也是必然的,无论是实名制,还是网络购票,只能缓解而无法解决问题。


很多人都在谈论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并开出了很多药方——其实,如果解决一票难求以“人人都能轻易买到一张火车票”为目标,那春运问题基本是无解的,因为这根本无法实现。将问题焦点都集中到铁路身上,注定无解——为什么都争着去买火车票,而不向公路和民航分流?将“必须这几天回家”作为前提,也注定无解——为什么都扎堆儿在那几天回家,而没有时间上的分流?还有,将责任都归咎于哪个部门,认为哪个部门应该为一票难求负责,同样注定无解——有些媒体报道问题时,喜欢用冲突的视角分析,非要寻找一个对立面。比如常会将春运问题推到铁道部身上,然后将大众想象成某种陈旧的体制、某个霸道的部门、某个坏政策的受害者,春运报道的悲情化取向,正源于这些看似正义、实则非理性的逻辑谬误。

“悲情”的新闻确实有卖点,尤其是在一票难求的春运现实中,更有一种感召力,可如果我们的媒体能看到中国春运的现实,不是那么急于去为春运寻找一个“迫害”买票者的“敌人”,不是那么急于为所谓的“弱者”和“受害者”代言,不是那么急于要作出一些“能迎合大众情绪需要”的新闻,客观地分析数据,理性地面对问题,审慎地作出判断,就不会沉迷于那种对悲情的渲染和消费之中。其实这种悲情很多时候只是媒体的报道“想象”出来的,问问回家路上那些归心似箭的游子,他们真的那么悲情吗?

买票当然很难,回家的路当然很挤,但“难”和“挤”却并不对应着悲情。负责任的媒体有必要向买票的长队和拥挤的列车,多传递一份理解和宽容。买票难必须面对,应该多一点点耐心;拥挤无法避免,应该多一点点平和。悲情的自我强化,只能传递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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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从诞生之日起,就总演绎着各式年度传奇。家的方向,变得遥不可及。“希望在路上。回家不是终点的方向,而是让希望更有力量。”“春节团聚的幸福,是中国人坚守的情感底线;但对于奔波劳碌,生活在别处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种幸福代价不菲;拥挤的车厢,年复一年;春节,便是最真实的中国。”“回家看中国。身处转型时代,我们正经历西方几百年历程,被压缩在中国三十余年大变革中。面对大时代,我们到底拥有无穷力量,可以掌控命运;还是面对这个时代,做出无奈的选择。”

?看到这几段气势磅礴,恢弘叙事,又饱蘸感情的文字,你很难想象,这其实只是三大门户网站的春运策划开篇语。虽然视角各异,其实说的一个意思——春运时分,归途之艰。这不是故意夸大的苦情渲染,因为多年来,那一组组见诸报端且呈逐年递增态势的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年关时节,到火车汽车机场的候车(机)厅转一圈,就更能体认这份困窘苦楚,非亲历无以言表。

?抽取这些数字,凝固出的就是令人咂舌的春运传奇。今日已是2012春运第三日,今年预计客流将达31.58亿人次,再创新高,这一客流量相当于全国人口整体迁移2次。北上广三地,今年情况如何?据最新消息,春运首日广铁就送客72万,乘车需“票、证”齐全;上海铁路局首日发送旅客超80万人;广州记者体验电话订票,打了34次都没打进;而北京铁警断言:“至少95%的黄牛都走了,改行了!”

?真是乐观的豪言,不好意思说这是过度乐观,但就算实名制逼得九成黄牛改行,但民众买票难回家贵的症结,却丝毫未解啊。数十次打不进订票热线,一天都刷不开订票网页:据说就算侥幸刷开页面,之后还面临极度挑战的三大关“提交订单”、“顺利缴费”、“成功出票”。而据说“点背”者,在每一关都会功亏一篑。


?买张车票而已,本该是最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现在怎么被生生逼成“人品”和“运气”的PK台?其实,网络购票就算还在内测期,只要一点技术难度都没有的异地购票能全国通行,那么网络压力也当大大缓解。以我为例,每次春运最恼火的,从来不是买不到回家票。因为只要豁得出去,舍得起早,回家票不是问题。但若想异地买到返程票,售票点却总以不属同一铁路局,不支持异地购票为由拒售。

?和这个性质一样,若所有外地务工者都能被城市完全接纳,无区别对待。农民工和市民待遇相等,权利相同,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彻底融入扎根城市,那么春节不过一个传统节日,而心安之处即故乡,在哪过节都一样。春运运能压力也能大大减轻。

所以,春运回家潮构筑的天文数字,其实标注的是多数务工者对权利的苛求,对归属感的渴望。回老家,除了文化心理之外,更多的还是一种被迫和无奈。所以,订票网站点击日均超10亿的瞬间“世界第一”,并非什么可喜的春运奇迹。数字奇迹背后,权利沟壑如何填平,才是当务之急。否则,每年的过年回家,都注定不会是个温馨温情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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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一家医院推出“共助春运,看病就送火车票”服务,院方称在院内消费数额达到2000元的患者,可由院方赠送一张返乡火车票。该医院门诊机构负责人称,他们只是在做促销,门诊机构会通过去火车站排队、网络预订的方式为患者买火车票。(1月9日《福州晚报》)

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现象,无疑称得上是久难根治的一大“顽症”。福州那家医院想到了把患者“小病”与社会“大病”有机结合、打包促销,着实显现了商业算计的脑子活络和善捕机遇。只可惜,这样的“助人”新事一经传开,便引得网友微博和新闻媒体的纷纷质疑。原因无它,所谓的“看病送票”,其实恰恰透出了现实语境的诸多“疑难杂症”。

越是临近春节,有关“返乡之苦”的消息报道,总是层出不穷、不绝于耳。白领借道曼谷“曲线回家”,农民工抱怨买不到票,大学生迟迟不能返家……这一个个的小小“心病”累积汇聚起来,必然越发催化和放大着人们的“买票之难”、“求票之痛”。按说,作为一家医疗机构,应该比别人更懂得体谅和消解这当中的“社会郁闷”。却没料到,为了一己之利和个体之益,反而推波助澜地策划了一招“看病送火车票”的促销之道。如此张扬的“取票有道”,除了凸显无门无路者通过正常渠道的“买票困境”和“精神焦虑”,哪里还有“医者仁心”的感受可言!

“看病送火车票”的公然宣扬和昭示,要说还是一封“公开举报信”,折射了某些民营医疗机构的无视规则与肆无忌惮。“看病送票”的火车票名义上是“送”的,而实际上却跟“代买代售”并无二致。作为一家门诊单位,堂而皇之地搞起什么“送票促销”,试问其何来这种“经营”资格与资质?所以,看到这则新闻后,有关监管部门若仍听之任之、不为所动,我想就属一种“懒政”的表现。

回头再说“院内消费数额达到2000元的患者,均可由院方赠送一张返乡火车票”的“交易合约”,既然门诊机构本身不存“票务执照”,那么这种“2000元换一张票”的约定,根本便是一种“无效规则”。所以,假如有患者“看病”交钱之后拿不到火车票,到时恐怕也很难“维权”。而就算这家医疗机构说话算数、如约“送票”,或许同样难除公众的一个心头块垒——2000元医疗费就能“回扣”出一张价值不菲的火车票,这医疗中的“水分”几何,也就可想而知、不言而喻了。

“看病送火车票”透出的“疑难杂症”,是一道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而最有效的除病利器,只能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否则的话,不仅仅是一个“看病送票”,将来胡“赠”乱“送”的社会病态与病状,许会日见其滥和其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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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运于1月8日拉开大幕。面对火车票“一票难求”现象,北京一名白领竟然先“借道”曼谷,然后再转机回老家昆明。这样一个“曲线回家”的案例成了不少异乡客的话题。据介绍,对于一些“一票难求”的线路,火车与火车或者火车与飞机等接驳方式,也可以找到价廉的回家路。(1月8日《上海劳动报》)

北京到昆明的火车票、飞机票“一票难求”,北京白领想到了借道曼谷的曲线回家之路,顺利买到两段的机票。成功化解了“一票难求”的尴尬,转机费用与直航持平,还享受了出国待遇。这名北京白领是幸运的。表面上看,这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借道曼谷”背后“一票难求”的悲情与谁诉说?如果有北京到昆明的直航机票可买,乘客何必多花费时间与精力借道曼谷来回折腾?如果不是手头比较宽裕的白领,农民工、大学生群体还能如此潇洒地购买两段机票吗?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借道”,曲线回家之路恐怕又会拥挤堵塞。不是有农民工抱怨火车票网络订票以后,窗口买不到票吗?对于经济不宽裕、不爱上网,不了解相关交通接驳信息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他们除了冒险“千里走单骑”,也很难找到“曲线回家”的路。因此,对颇具技术性的小概率“曲线回家”案例,我们除了羡慕、感叹以外,并不容易复制推广。

众所周知,中国春运承载着民众举家团圆这种沉甸甸的传统文化。由于二元制的户籍结构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形成了大量民众在外务工、回家过年的刚性市场需求,决定了春运现象不可能很快消失。随着春节的临近,春运大幕的开启。公路、铁路、水运、民航都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一票难求”又占据了不少媒体版面。根据铁路部门发布的信息,好多热门线路列车包括临客预售期内的车票已经售罄。1月8日,楚天都市报还有消息说,今年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甚于往年。许多大学生,因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放假后迟迟不能返家。

白领借道曼谷“曲线回家”,农民工抱怨买不到票,大学生迟迟不能返家。龙年我们能与望眼欲穿的父母、孩子团聚吗?虽说过年不回家、错峰探亲,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带薪年休假落实不力,谁又能阻断游子的思乡情愫?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等多个公共服务部门又该如何反思?如何行动?

化解春运难题需要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多个公共服务部门形成合力,不能把春运重担都交给铁路来扛,但是,与偏向短途的公路与票价较高的飞机相比,铁路是多数乘客春运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因此,铁路成了春运的重中之重。

笔者注意到,铁路部门除了推行加开临客、增加售票窗口这些常规措施以外,今年启动了网络售票、实名制等新措施。但是,网络售票也出现了网络堵塞、吞钱不吐票、售票窗口票源锐减甚至无票的情况。一些车站对火车票实名制管理并不严格,实名制验票环节并没有落实。这需要铁路部门在吸纳民意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完善的管理方法,把网路售票与火车票实名制工作做好。最大限度做到售票公平。

更为重要的是,解决火车票“一票难求”难题,铁路部门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要挖掘运能潜力,另一方面要根据市场需要,合理分配、科学调度铁路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对春运问题作出周到的制度安排。让更多乘客走得了、走得好。不为“曲线回家”成功窃喜,也不为“曲线回家”失败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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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表示,每年春运回家难的问题不能只归咎于铁道部门,毕竟这涉及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铁路、交通、民航等多部门共同努力。实名制也只能一定程度疏通得票渠道,根本出路还是要提升技术,增加运力。(1月8日中国新闻网)

春运一票难求,确实不能眼睛只盯着铁道部门,公路和航空同样应该多多分担责任,加大运量。人们尤其是农民工和学生们之所以对铁路寄予更多期盼,主要是因为火车票相对便宜,回家经济成本较低。这一点对于没有收入的学生和低收入的农民工,非常非常重要,社会各界应当给予理解和认可。所以公路和航空在春运期间也应当一同给力。譬如通过政府补贴,或者规定春运期间一律暂停所有公路收费站的收费,使得公路交通的长途客运票价能够打折,减小汽车票与火车票的价格差距。春运期间飞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完全可以暂停,以便多吸引一些旅客,分担铁路客运的巨大压力。

今年,铁道部确实比过去有不小进步。车票实名制,使得黄牛党大大减少。尽管这提高了铁路客运的营运成本,但是旅客不再被黄牛从中牟取暴利。网络售票、电话售票,为旅客增添了购票方式,减少车站购票的总排队量,方便了旅客。尤其是,铁道部不再通过“优化客运”的幌子来减少普通客车的数量,把农民工们往高铁上驱赶;铁道部也不再企图动用提高票价的手段来分流汹涌而来的旅客;据说在服务上也有不少正道,例如正常供应开水,不再逼得旅客不得不从车厢的叫卖车上购买高价矿泉水。铁道部的作为好于前几年,这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例如,据传言,现在高铁客运列车上运量不足,空车空座现象严重。与其空车空座跑空趟,还不如高铁票价暂时降低少许,直至有人愿意过来乘坐,甚至可以临时售卖半价站票,加大高铁运量。其次,有人提议,笔者往年也提议过,春运期间,暂时取消卧铺票,卧铺车厢临时改造为硬座车厢,或者下铺坐3人,窗口坐1人,卖硬座票。尤其是春运期间,商务车厢,贵宾车厢,都可以临时当普通硬座车厢使用,以便多载客,减小载客压力。还有,是否可以加接车厢多载客你?更重要的是,春运前后,完全可以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激发大众智慧,收集民间的好点子,怎样在现有条件下,提高铁路载客量。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一年忙到头,过年大团圆,是老百姓最基本、最起码的期望。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过渡期、城市化的进程中,户籍管制导致城乡分割,最终导致春节前后城乡之间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全社会都该给予关注、认同、支持。春运期间是非常时期,国家须有非常决策以关怀,铁路、公路、航路部门须有非常措施以应对,春运压力确实不应只是铁路部门的。同时,说“每年春运回家难只归咎于铁道部门”,似乎又是伪问题。因为没听说有人就“春运一票难求”只怪罪铁道部门。多年来人们怪罪铁道部的是“黄牛党”、票务不公开透明、“被高铁”、“车票涨价分流旅客”、服务质量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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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民工抱怨网络购票“不公平”。要缓解农民工心中的痛,不仅是铁路部门的责任,企业、社会都应给予更多的体恤和关怀,让他们能感到社会的公平和温情。

据报道,近日,重庆籍农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建议他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但黄庆红抱怨说:“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样的折磨,也没有了。”

推出网络和电话购票,是铁路部门今年的服务创新,虽然这两个订票渠道目前尚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如此让人足不出户就可订票,免去排队等待之苦,应当是火车票发售改革的方向。而且,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并未对特定的人群设置门槛,相信很多像黄庆红一样的农民工,也是通过网络和电话订到了回家的车票。

同时要看到,在春运这样的特殊时段,中国当前有限的铁路运力和庞大的购票人群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不管铁路部门推出多少便利措施,还是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尽管这听起来很残酷,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购票难的根源不在网络,而且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现实下,在解决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购票问题上,铁路部门、社会、企业也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农民工抱怨网络购票“不公平”,之所以引发很多共鸣和关注,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悬殊的群体差距。对于一些农民工等群体而言,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思维习惯,他们都难以适应这些新的购票方式。

对此,铁路部门之前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向公众介绍电话和网络购票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许多可改进的空间。比如,可以考虑将电话和网络购票流程制成详细明了的宣传页,广泛散发;在春运的时候,临时增加网络带宽和电话售票人手等。尽管,火车票就那么多,可是买票的时候网络不堵和电话不老是忙音,给人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除铁路部门之外,社会和企业,也应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据了解,现在农民工团体票的订购门槛已经放宽,从原来30人以上降低至10人以上,而且,团体票预订不再需要用工证明,不需要同方向、同车次、同日期。

在这样的政策下,各地的工会组织和企业,完全可以多利用团购的渠道。工会本就是为工人服务的,在农民工最需要服务的时刻,理应主动站出来,帮农民工购票;而那些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如果能帮助员工团购车票,也是回报员工、挽留人心的双赢之举,何乐而不为?只要工会和企业多做些工作,农民工也就能少受些“折磨”。

农民工是春运中的最大群体,常年在外打工的他们,回家的愿望也最为迫切,哪怕在票源上给他们一些优先安排,也是合情合理。

农民工抱怨网络购票“不公平”,或许有思维的偏颇,但这种思维的背后,暴露了“购票难”仍然是农民工心中实实在在的痛。对此,不仅是铁路部门,企业、社会都应给予更多的体恤和关怀,让他们能感到社会的公平和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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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针对铁道部购票网站系统堵塞导致无法购票现象,铁路部门解释,由于这些新措施都是第一次迎接春运客流高峰考验,还在不断健全完善之中;并建议旅客采用电话订票等其他方式购票。(1月4日《新京报》)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网络购票系统沦为聋子的耳朵——— 摆设,老百姓要回家买不到票,急呀!铁道部倒是给出了建议:当通过网络购票遇到不便时,可采用电话订票等其他方式购票。可严酷的现实是:售票大厅人山人海挤得死去活来、代售点无票可买、电话订购老是提示不在预售范围内,哪铁老大建议你听明白了吗?

你们想春节回家团聚吗?网络、电话、窗口是很难买到票的,你们还是找黄牛去吧。你们可以像东北人那样骑自行车千里走单骑回家过年,或者像四川农民工那样骑摩托千里走单骑回家过年,或者像湖南农民工那样步行回家过年。这样如果你还是春节回不了家,那可不要怪我铁老大没有为你们想尽办法了。即使你们内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又能把我铁老大如何?

令老百姓质疑的是,铁道部购票网站系统堵塞导致无法购票现象的理由,“第一次”“不完善”能站着叫脚吗?试问,有关部门在研发网络购票系统的时候,难道能不考虑春节的海量用户让传输线路、服务器、数据库的高配置、高要求吗?然而到如今要起作用的这个购票系统象儿戏一样,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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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刚刚开通的铁道部购票网站系统出现堵塞导致无法购票情况,针对这一现象,铁道部门解释,由于这些新措施都是第一次迎接春运客流高峰考验,还在不断健全完善之中;并建议旅客采用电话订票等其他方式购票。

尽管近年来铁道部采取了很多方式来增加春运客运量,今年客运量在往年的基础上又有了大幅增长,但客座能力缺口较大,车票较为紧张依然是春运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客观地看,春运及其涉及的庞大流动人员数目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难题,车票供不应求的情况在目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仍将继续存在。

车票资源的紧缺与短时间难以解决问题之间的矛盾呈现为不同形式的购票难,网上购票堵塞其实也是众多的表象之一。然而,供不应求并不能作为购票网站系统无法负载的理由。

事实上,购票网站此次接受的订票量远远没有达到春运最高峰时期的需求数目,即便如此,网站还是出现了诸如网页无法打开,无法登录订票页面、登录页面显现无票可出或者付款不出票等情况。实际使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开通网上购票之初的民众期许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对此,铁道部方面的简单说明很难缓解民众的失望情绪。及时退还系统故障导致的所扣款项,改善网络订票系统的运行能力,更为充分全面地考虑到春运所要应对的客流人数和响应情况,在真正的春运订票高峰前解决目前的技术性问题。

应当说,铁道部今年首次开通网站售票的方式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为紧张的春运购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既与技术准备不够有关,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单一方式的局限性。如何在电话订票、互联网购票、车站窗口及铁路客票代售点、自助售票机等购票方式之外寻求更多的便民渠道,或者适度的在多种购票方式之间分配和分流,都是有必要尽快反思和调整的问题。

实际上,一票难求的焦虑不仅源自无法归家难以团圆的失落,很多时候,焦虑与不安还与可能的售票不公相关。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公开购票途径之外,总会有其他的票务出口。在正常途径方面宣告售罄的同时,转而购买黄牛票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找人代为购票等方式总能换得柳暗花明。某种程度而言,购票焦虑转化成所处社会位置或者财富状况所致的身份焦虑,焦虑最终指向的仍然是社会公平问题。

承认春运的既有困难,合理分配不同票源点的出票数量,适时公布出票信息,尽可能实现票务公开透明,这种做法或许不能一并解决所有的问题,却至少能让更多公众平静地接受回家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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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年春晚小品还没定稿,那么现在有一段极好素材:“春运囧途,曲线回家”。一位老家在昆明的北京白领,为了能经济实惠地“错峰”出行,顺利归家,竟先“借道”曼谷,然后再搭乘特价国际航班转机回家。

最初这个话题似乎是从微博上传开的。当时知名网友“变态辣椒”应邀以“回家看中国”的主题画一组短篇故事漫画,名字初定为《回乡六记》。

为收集素材,他专门发微博,征集创作灵感。而这个“取道泰国,曲线回家”的故事,就来自于网友的贡献。当日,这个先出国后回家的故事,被疯狂转发,迅速走红。开始,网友或都以为只是个段子,现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可见这种归途辛酸,并非杜撰。而且从报道可知,除了这种出国中转的极端案例,一般的省际间,不同交通工具间,比如汽车、火车与飞机的转换接驳,各种攻略都有。可见,出门难回家难,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普遍的共性。

错开那些“一票难求”的超热门线路,选取客流量相对较小、票源充裕的二三线城市作为转接点,利用火车、高铁、飞机等不同交通工具的接驳,或许可以找到相对价廉的回家路。

昨日,是2012年春运大幕开启第一天,“曲线回家”的辛酸剧也才渐次展开。曲线,是一种交通路线的迂回和波折,这样的“曲”是迫不得已的。这种迫不得已,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曲”是智慧,更是悲情。没有人愿意舍弃直达的各种交通方式,而选择一波三折、舍近求远的坎坷归途。这其中的隐忍和酸楚,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俗话说,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但,在交通方式和出行路线选择上,所有消费者还是愿意选择最便捷高效最优质低价的服务。如果有人为了回国内的家,却不得不被逼取道外国,绕圈而归,这样的曲线所牺牲的不仅是时间精力方面的显性成本,那些“不得不为”的委屈愤懑,那种隐性的权利甚至尊严的损耗,才是曲线回家最致命最具杀伤力的地方。

何时,“回家”能成为一个温馨温暖温情脉脉的字眼,不论平时抑或春运,那么我们的尊严才算得到足够的舒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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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网上订购,本意是好的,但网购策划,经此春运考试,基本可判不合格。

增加带宽,仍然改变不了网络堵塞,网页崩溃。原因在哪里,在于放票的时段,千军万马都同时在按鼠标。这阵势,俨然黑客集中攻击,就象千万只“肉鸡”复活进攻同一个服务器,你不瘫痪才怪。

火车票网显然没充分估计这种“票客同时出手”的伟大力量。再次将一个好好的便民方案变成了误民事实。无数呆守电脑的人,折腾若干天,除了傻乎乎地正式当了一回“黑客”,一回“网络部队战士”外,没有其它收获。赔上的是宝贵的时间,换来的仍是无尽的绝望。

以前“黄牛党”是春运混乱的祸首,现在电话订票、网络购票代替“黄牛党”成为春运购票难的混乱之源。

要搞好春运票务,应该提前四五个月,通过网站实名登记,哪些人要在哪些日子坐火车,去哪些目的地。然后,提前两个月做完数据搜集,优化,票源分配,车次安排工作。提前45天通过网站告知事先登记的旅客,给你安排在某月某日某次车某种车票,如无异议,请付款领票。

当然这中间会有些动态的部分,有些人会作出变更,但这种变更相对来说是少数,不致影响大体。

少数有变更要求的旅客,网站再根据实际予以调配;实在调配不了,满足不了的,及时地或者在春运前20天通知旅客,让旅客好作其它选择。

做这样的工作并不难,技术上是可行的。关键是铁路部门有没有体贴细致的服务精神。

过去有“团体票”,100人以上的工厂可以事先登记。那时还没搞好网络这条购票途径。现在有了网购,实际上就可以把“团体票”工作扩大化,扩大到人人可以事先登记,不要再设什么门槛。网络登记很方便,数据也好统计,沟通也很容易。

如果我们提前四五个月做了登记、优化、配置工作,那么,最后确定安排不了票的只是少数旅客了。因各种原因没事先登记的也将是少数旅客了。那么,他们再电话订票、网上订票,我想就不会那么“堵塞”了,因为多数人已经有着落了。

这样,春运就可以有序开展,骂声就会少好多,铁路部门也会轻松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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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黄庆红称,民工是春运潮主力,他希望多留一部分火车票到售票窗口。(1月5日《重庆晨报》)

又是一年春运时,又是一年回家时。每年此刻,总有万千“一票难求”的故事,总会见到黄牛党是如何猖獗的画面。今年,铁道部有了一些改革措施,如网络订票,旨在向黄牛党宣战,意在告别“一票难求”。

但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又多是骨感的。网络订票甫一出来,遭遇的便是质疑,便是技术上的不成熟,如吞钱不吐票等,而今,又发现了另一个极大的“系统漏洞”——网络订票之下,农民工(尽管有呼声要取消这个称呼,但在新称呼未出来之前,请允许我这样称呼,这是真诚的,绝无半点歧视意味)成了被忽略的群体,不会上网者成了被遗忘的一族。他们,可能会多次排队,却可能遭遇相同的结局——票没了。如果说订票改革是一项进步,可为何带给农民工的,却是更深的苦楚与无奈呢?

面对这“佳节倍思亲”的农民工,居然有人称“网络订票是不可能取消的,这是时代潮流,农民工必须学会,即便学不会,也可以找亲戚托关系网络订票。”对“网络订票”不可能取消,我没有意见,但对无视农民工权益做法,却让人心疼。

事实上,农民工何尝不想学会网络,不想网络订票呢?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那样的氛围,他们每日辛勤劳作,汗水与泪水的交织,背后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家庭,有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生活的压力与重担,让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有时间与精力去开网银,学上网。日复一日的劳作,年复一年的辛勤,机械的动作背后,是对家庭的责任,更的对家庭的爱。

更何况,找亲戚订票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就如同托关系找铁路内部工作人员要票一样,如果七大姑八大姨的什么亲戚都算上,估计,铁路部门春运期间无需卖票了,早就“内销”完了。

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注定网络订票是一种不可回转的潮流,也是一种不能逆反的趋势,但是,任何的趋势与潮流,都不该站在血淋淋的现实之上,不该忽略与遗忘一部分人的权益,以牺牲他们权益的代价去迎合某种时代潮流,这种潮流,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如同那带血的GDP。

回家的路,是温馨的,必然带着对一个温馨家庭笑语的记忆,在这样的一条大道上,没有谁的权益是该被遗忘的,无论这人是什么职业,也无论这人是贫穷还是富有。更何况,任何的改革,都应有足够的补救措施,除此之外,也应有一定的缓冲期与适用期。而今年刚开始的这铁路订票改革,更不能让本身便是弱势的农民工变得更加弱势。

有时,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于是才有了实施网络订票的舆论蜂拥,殊不知,在网友之外,还有更多的真实的心声没有被吸纳,这些,代表着另一种民意,不容忽视。当农民工用感人的笔调上书铁道部时,我们或许应该觉悟,再有一些政策的改革,再有一些政策的实施,在网络之外,更有更广阔的民意需要吸纳。或许,我们应该要有站在弱者角度看问题的习惯,这般,才更有利于民意表达。

农民工说订票权被网络剥夺,这只是表面,更“入里”的解释是被铁路订票改革制度的不合格所剥夺。可喜的是,上海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铁路部门实施新举措降低农民工团体购票门槛。这,不应是单点的,而应是全覆盖的,而如何避免当前“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尴尬改革局面,仍是铁道部与社会最该解决的难题。如此,才是找到“通达回家路”的“方舟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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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天,2012年的春运就要拉开大幕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瞬间人口迁移现象又将再次出现,根据预测,这一轮的春运客流量将达到史无前例的31亿人次。

再过两天,2012年的春运就要拉开大幕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瞬间人口迁移现象又将再次出现,根据预测,这一轮的春运客流量将达到史无前例的31亿人次。而对于大多数长途旅客而言,火车出行历来都是第一选择,但同时,春运火车票难买也已经持续了十数年之久,今年的状况也同样不容乐观。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把回家过年几乎是当成基本人权的中国人来说,即使是通过黄牛党购票,也依然改变不了回家的决心。

这些年,中国的铁路正经历着大踏步的发展,201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0万公里,居世界第二,高铁运营里程更是高居榜首。而在售票方式上,为了应对今年的春运,早在去年年末,铁道部就新推出了网络购票的方式,以方便公众的购票。这些举措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运压力,或为选择春运铁路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尤其是网络购票推出以后,人们可以借助电子手段购买,从而免去了排队、来回奔波等“拼体力”的困扰。而此外,由于网络购票实名制的启用,对于打击黄牛党也有一定裨益。

当然,对于具体购票过程中,由于访问量太大而导致订票网站服务器瘫痪,或者出现支付不成功或者支付错误等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成为网络购票服务推出后给购票者带来的新麻烦。

不过,相对于一些购票者在购票过程中遭遇的各种不良状况,更为焦虑的还属急着回家却不懂网络购票的人。由于铁道部在推出网络购票的服务之后,规定电话和网络购票都可以提前12天预订,而代售点则维持在提前10天预订,至于车站售票厅提前时间则只有8天甚至5天。这样一种时间设置的直接后果,便是通过网络购票的人抢占了先机,而依靠代售点和车站售票窗口购买的人则往往遭遇无票的境地。

出现这样的状况几乎是可以预料的,在春运火车票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之下,占有时间优势的购票方式将赢得根本性的胜利。而对于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的底层民众,尤其是那些有一定年纪,长期不接触网络的人来说,利用网络的方式订到票可谓难于上青天。而一旦错失了网络购票的方式,留给他们的则是越发狭小的购票机遇。这几日,一位民工致铁道部的信之所以在微博上引发热议,恰恰是基于上面的状况。


这位名叫黄庆红的重庆籍务工人员,通过一封信向铁道部领导讲述了自己因为不懂网络,4次前往火车站购票未能如愿的故事。应该说,往年4赴车站未得票的人也大有人在,只是今年因为网络购票进一步窄化了外出务工人员的购票几率,从而导致了上述不满的出现。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购票者也持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态度,这和人们痛恨铁路系统内部人私吞车票其实存有类似之处,只是内部私吞乃属规则之外的“提前获得”,而网络购票则属于规则以内的“抢占先机”。但无论何种方式,对于之前依赖“拼体力”,通过彻夜排队购得车票的务工者而言,都无异于当头一棒。

信息时代的到来终究是不可阻挡的,铁路售票方式的信息化也是铁路发展历程中的必由之路。不过,在信息时代,个体对于信息的收集、分析、运用和操作能力开始显得越发重要,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财富常常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但在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的获取和运用能力也将逐步影响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换言之,信息社会一定程度上重构了社会阶级的内涵。作为不通网络技术的打工者而言,在买票时间上获得先机的网络购票一经推出,也就宣告了过年回家概率的锐减。而更为无奈的是,铁道部的这样一种举措符合的是社会主流人群的利益,属于吻合历史方向的行为。

但显然,在信息时代,我们也需要照顾信息意义上的弱者。对于一些没有能力通过网络购票的底层民众,铁道部应给予更大程度的政策倾斜,推出更为具体切实的服务来维护这部分人购买火车票的权利,这也是在维护他们回家过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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