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高考加分事件愈演愈烈，涉案考生当年录取资格被取消，部分涉案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公众并不满意。公众希望看见的是权力造假的全部链条，只有曝光此链条才能威慑造假者。公众的想法自有道理，只有有权者才可以参与造假，如果没有权力何来造假一说？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造假呢？

其实高考加分造假并不鲜见，重庆不是唯一的一例，更不是最后一例，只要造假的土壤存在，造假就会存在。造假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那形形色色、分门别类的加分政策！一共有多少呢？据统计，各地各类高考加分政策约有190多项，如此之多的加分政策，随便找一个造造假岂不是易于反掌。

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可以理解，关照困难群体和选拔特殊人才，本意是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一项旨在公平的政策在执行中却导致了不公平的发生，这是政策的悲剧。也许大部分加分者都没有造假，他们的加分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只是这种努力是对所有人公平的吗？更何况这些加分者当中，还有很多根本就没有加分资格而是通过造假手段获得加分的，如此次重庆一些考生的加分。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加分的肯定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做到的，它的背后需要有权力的支撑。

重庆加分事件被曝光完全是偶然的机遇，毋庸置疑，还有更多的类似加分没有曝光。公众希望通过披露造假者信息的方式来遏制权力勒索利益的做法，可能吗？我想公众的想法未免过于简单，就算今年把这些造假者都披露了出来，来年照样还会有造假，只要造假的土壤存在，造假就会不绝！

□王生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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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蛇过海成龙”。对于重庆加分弊案中的31名伪造民族成分的考生而言，充其量也就是一批欲偷渡过海的蛇而已。因为涉嫌偷渡，被取消了当年的过海资格也没啥话好说，吃得咸鱼抵得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怪时乖命蹇也好，怪学艺不精也罢，但有一条必须记取：“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以此成大事者古今罕见。”

笔者很赞成今日社论的观点，的确，因为伪造考生民族成分，骗取加分优惠，操作涉及改动户籍和学籍，若无权势参与不可能成功。而涉及考生的数量之多与地区之广泛，又至少说明三点：1。参与舞弊的人数不少；2。参与者从心里不认为这是在做什么坏事；3。以往做这样的事成功率相当高。而前两点又恰恰是建筑在第三点的基础上的。

如果重庆招办死守这条底线，坚决不公布“社会关注的考生名单及其家庭等相关信息”的话，往后，第三点就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句，变成“以往做这样的事成功率相当高，且身败名裂的机会相当低”。相应的，“参与舞弊的人数不少”将进化成“参与舞弊的人数众多”；“参与者从心里不认为这是在做什么坏事”将进步为“不但参与者不认为这是在做什么坏事，连有关部门也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社论里面担心的“惩治效果有限”。

怎么样才能做到“惩戒效果很好”呢？笔者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改变第三点。如果第三点能变成“以往做这样的事成功率为零(即使混进了高校，就读了几年仍会失去了学籍)”，且身败名裂几乎成了定局(所有已蒙混过海者通通会被毫不犹豫地剜出来曝光)”，效果可能就完全是天壤之别了。

一方面是由于数十起弊案的没有得逞，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如今的高校中，还存在着一批“已偷渡成功者”；另一方面是有关方面已明确表示对“偷渡失败者”“教育和保护相结合”。让人们对这些“已偷渡成功者”像“假罗彩霞”那样恢复本来面目缺乏必要的信心。笔者就闹不明白了：“蛇过海”就真的必须“成龙”么？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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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和媒体穷追不舍下，重庆有关部门终于决定取消31名违规考生的录取资格，查处15名违规替子女改民族成分的党政官员。但在舆论吁求最强烈的违规考生名单问题上，他们仍坚持拒绝公开。这样做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中多数是未成年人，不公开信息是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我很怀疑“多数是未成年人”的说法，根据常识即可判断——6－7岁入学，小学6年，中学6年，高中毕业基本都满18岁了，所以许多学校高二就给学生们举办了成人礼，怎么可能“多数是未成年人”呢？即使有未成年人，但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能公布的名单信息是针对刑事案件，而民族成分造假显然不属此类。

“保护未成年人”是一种非常牵强的理由。我们有理由怀疑，重庆有关部门到底是保护未成年人，还是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官僚群体的利益？30多个考生违反规定修改民族成分骗取加分，可想而知，什么样的家庭才有能量去操作这样的事情？媒体如今已曝光了巫山县招生办主任、石柱县副县长两个家庭，可想而知其他违规考生会有着怎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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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无疑是需要“关爱”的，这里的未成年人，不仅包括31名违规考生中的未成年人，更包括守法守规的所有考生。而在“关爱门”关上之后，潜伏于这些违法考生背后的特权家长及其他责任人员也都无从追踪，只能听凭有关部门的通报了。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7日表示，重庆市对2009年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加分问题的处理“态度是坚决的，调查是认真的”。重庆市未公布考生名单，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护。(7月7日新华社)

就在重庆市招办7月7日晚间发布《通告》之前，由北京一记者调查核对出的民间版“违规考生名单”已经在网上公布。依重庆市招办的逻辑，这位记者和网上数以百万计的看客，都涉嫌“不关心、不爱护未成年人”。还有，让那些造假者得以曝光的举报人更是在侵犯“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已被曝光的何川洋看来应该在教育部和重庆市招办的支持下，将那些凡是披露了其民族成分造假的媒体均告上法庭：试问有哪位造假考生受到的伤害有这位重庆文科状元那么深？

未成年人无疑是需要“关爱”的，但是，这里的未成年人，不仅包括31名违规考生中的未成年人，更包括守法守规的所有考生。必须明确的是，违法违规行为是不能“关爱”的，否则，就是对法律法规的伤害，更是对所有守法者的伤害。注意到仍有不少人在强调“孩子无罪，考分无错”。事实是，这些违规考生并非无辜，更非无错。在民族成分上弄虚作假，并不是只发生在几年前“更改”的那一特定时候，而是一直延续到高考。参加高考的是这些考生，故意填报虚假民族成分的也是他们。以虚假的民族成分试图影响高考最后得分，虽然是未遂，仍是违规。

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必须公开。《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信息披露作了限制，但这一特别规定仅限于“刑事犯罪案件”，而且主要针对的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法院仍然要如实公开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判决文书。

更令人不无疑惑的是，重庆市招办不但以“关爱”之名继续拒绝公开违规考生名单，甚至将1.8万余名获得民族成分高考加分的学生名单，也从网络上紧急删除了。在一片信息空白中，谁因民族成分造假已受处罚，谁最终享受到民族成分高考加分都成为了谜团，还谈何监督呢？

在“关爱门”关上之后，潜伏于这些违法考生背后的特权家长及其他责任人员也都无从追踪，只能听凭有关部门的“一揽子”通报了，这个通报的“妙处”，在于其模糊性；缺乏与造假者相对应的惩处清单，人们将无从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造假责任者都受到了处理。这样来“关爱未成年人”，其结果容易被人怀疑只是“关爱”了那些滥权或造假的成年人。为证清白，就请先将其中的“成年人考生”以及所有参与造假的“成年人名单”公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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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招生办7日发布通告称，31名违规变更民族成分的高考考生被取消录取资格，鉴于他们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不对外公布他们的姓名及相关信息。重庆市纪委、监察局同时公布对这起高考造假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石柱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汤平等15名党员领导干部党内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理。(昨日《人民日报》)

以“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为由拒绝公布造假考生的姓名及相关信息，这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31名考生中大多数为未成年人，说明也有少数考生已经是成年人，按照重庆市招办的逻辑，这些成年考生是不需要按照“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加以保护的，可是为何他们的姓名也要严格保密呢？

其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仅有两条禁止公开未成年人姓名等相关信息的规定，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但重庆高考考生民族成分造假事件，显然不在上述规定之列，怎么就能“依法”不公布他们的姓名呢？

很显然，重庆市招办等部门所“依”之“法”，并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而是他们自己炮制的一部“障眼法”，并因此对造假考生的家长也采取了周到的保护。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之所以盯住这起高考造假事件不放，并非是要和31名造假考生过不去，而是要求有关方面对这些考生的家长严肃处理，因为后者才是造假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新华社记者最近的调查证实，近年来各地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或骗取高考加分的考生，主要都来自非权即贵的权势家庭，重庆的这起高考造假事件也不例外。所以，人们要求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实际上是在“倒逼”公布造假考生背后的“权势家长”的名单。而今，“汤平等31 名考生的家长”，则巧妙地将其他29名考生的家长(包括12名领导干部)的名字隐去了。这样一来，公众不但仍然无法知晓造假考生都来自什么样的权势家庭，也无法对这些据称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的领导干部是否会很快“带病提拔”等问题进行监督。由于公众缺乏参与和监督的渠道，有关方面对这些领导干部的“严肃处理”，会不会又是一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问责游戏，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重庆有关方面对高考造假事件的处理，既保护了造假考生中的未成年人和已成年人，更保护了多名负有直接责任的“成年官”。偷梁换柱的“障眼法”和避重就轻的问责游戏玩儿到这个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让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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