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深圳市就业工作会议上表示： “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因此，“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7月5日《广州日报》)

“农民工”的政治身份还是“农民”，这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很难摆脱；他们却不再种地，从事的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虽然这常常是临时性质、缺乏充分保障的。深圳这样的城市中聚集了大批农民工，但他们仅是“候鸟”式的过客：从人身关系角度看，他们与城市不存在确定的关系(身份)；从文化角度看，城市难以让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归属感。农民工不得不来往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成为一个巨大的漂移的社会群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子女渐渐长大，他们对自己与城市间关系的看法，已和父辈有很大的不同。农民工二代们很多在城市长大，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或者虽在原籍成长，但自小向往父母打工所在的城市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在农村种过地，也从来没有想过回去种地。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城乡二元结构使他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社会的基本保障，抗风险能力极低。他们受教育程度稍高，因此职业期待也高，但竞争能力又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他们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已经觉醒，这种平等要求往往是社会运动的重大诱因。第二代农民工的非农化，已是当前社会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尽管学界和媒体对此多有讨论，但在政府官员中，据我了解，王荣还是第一个公开指出农民工二代将促成“农民工”概念消亡的。当然他首先关注的还是，农民工不回家了，“蓄水池”的体制发生变化了，这会给城市就业和劳动管理带来什么影响，深圳有关部门要如何做好应对的准备。

但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承认这一社会现状需要重视，已经代表了官员的执政水平有了进步。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普遍态度是：需要时认为是廉价劳动力，将户口或者 “市民待遇”的资格作为激励措施；不需要时认为是负担，想的只是怎么设门槛或者怎么把他们送回去。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是很少对农民工有点感恩之心的。因此，才有某全国政协委员在谈到农民工失业问题时理直气壮地要求，“谁的孩子谁抱”，其他省份并无义务去帮助消化劳动力。

因此，我要为王荣的新“农民工”观叫好，毕竟正视问题是解决的第一步。也希望接下来深圳这个受惠于农民工的发达地区，能从用工地政府的角度，对农民工非农化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为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就是地方政府应为治下的全体公民，包括市民和农民工提供基本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应将执政观念转变为，没有让农民工享受到“市民待遇”就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侵害。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其次，在基础教育上保证农民工二代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给他们提供通过念大学等途径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以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其三，尽量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二代掌握谋生技能。

当然，若对中国现实稍有了解，就知道王荣并没有能力来彻底解决农民工的非农化问题。深圳农民工对这座城市的贡献及为之带来的“烦恼”，都与国家的城乡二元体制有关。农业户口决定了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及可获得的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的多少，基本规则体系没有改变，即使王荣能率先看到问题，也不能帮助他们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光是作为政府高官的王荣看到“农民工”概念将走向消亡还不够，还需要其上级政府、中央政府能重视这一问题，早日做出制度性变革。

稍感遗憾的是，王荣对“农民工”概念的思考，还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并非以帮助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实际上，即使“农民工”的概念消失了，也不代表这个漂移的群体的消失。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诉求，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使这个漂移的碎片能够顺利找到着陆点。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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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日前召开的就业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他说，改革开放初期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 “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原来的土地，起码不会每年回去过年。(7月6日《广州日报》)

一提起“农民工”，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穿着过时、灰头土脸等形象。他们在城市里干着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却拿着很低的工资，他们建了城里所有的高楼大厦自己却睡在简易房里甚至马路上，他们每年都要像候鸟一样往来于城乡之间……一句话，“农民工”是一个充满辛酸的词汇。如果这个概念真的从现实生活中消失，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的确，很多二代农民工开始像城里人一样穿T恤、整发型，甚至逢年过节也不再回老家，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农民工”了吗？首先，这样的农民工在“二代农民工”中只占较少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深圳，肯定也还有很多二代农民工“继承”了上一代的境遇和形象。更重要的是，“穿T恤”等等都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身份上的嬗变。他们享受不到市民都能享有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待遇，他们的孩子要在城市上学要交所谓的“借读费”，甚至交钱也没有人收，他们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不回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成了他们的家。身份证上的信息明明白白地显示，深圳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而在户籍簿上，他们仍被归于“农业人口”之列……既然还是“农民”，而且还在“打工”，他们不是“农民工”是什么？

早就有人指出，“农民工”的称呼带有歧视的意味，应该废除这个概念。有些地方也早就在称谓上进行了 “革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明文规定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等等，但这些称呼并没有被社会所认同和接纳。这一方面是因为公众称呼的习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农民工”的境遇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我也希望“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名词。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更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我们要告别“农民工”，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概念，而是为了告别一种歧视，即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两种身份的制度性差别。如果城乡之间的“鸿沟”仍未被填平，即使户籍管理制度上没有了“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之分，“农民工”的概念也不可能消失。

社会的转型是“全国一盘棋”，并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事。而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现在就说“农民工概念将消失”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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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朋友让我翻译一篇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论文，这下我可犯了难。“农民工”这个词咋翻译？朋友简单的翻译为“farmer worker”(农场主工人)，这种中国式英语让人啼笑皆非。其实难怪，这个词真的极具中国特色，想了许久，我决定把它翻译成英语里的近似词汇：“migrant laborer”(移民劳动者)。

这就是今天我要为深圳王荣代市长的一句话叫好的原因。王代市长新官上任，带来一股新气息。7月3日他表示深圳“农民工”概念将会消失。农民工的概念，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但是还会回归土地的人群。而今，他们的第二代已经融入城市，扎根深圳，不再回到父辈的土地。“农民工”这个称谓也正在走入历史。

回想起不久前，上海通过了居住证转户籍的改革试点。农民工和其他新上海人一道看到了曙光，他们或者他们的下一代将有可能获得上海的“准生证”。

薄薄一张纸，满是辛酸泪。从“盲流”到“民工”的日子里，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城市的剩余工作。这就是最脏、最累和危险性最大的工作，却享受着最低的待遇、最少的福利和几乎等于零的人身保障。

稍加回首，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代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仅享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反而平添了许多额外的歧视，除了身份证不交钱外，其他什么暂居证、务工证都交钱，美名其为加强人口管理，无非就是另外交几百块钱增加农民的负担。

正如倪萍在《中国农民工》慈善晚会上说的，农民工兄弟也需要尊重，一份尊重、一份理解、一份平等、一份公平，很多时候农民工们要求的并不多，就是你见面跟他打个招呼，一个微笑。

然而，深圳和上海的改革试点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微笑，很多人认为推倒城乡围墙骚扰了城市人现有的“金窝窝”。

其实这种说法很片面。同样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和生活，民工也和我们一样，同样创造着价值，承担着城市运行的功能。但他们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救济等待遇，甚至连基本的医疗、教育等权利，也不对等。说到底，我们亏欠他们的太多了。

民工已经是城市生态的有机体，城市人没有权利操着“既得利益者”的口吻。将心比心，正如王荣所说，“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

相反，给予这些新市民同工同酬、相同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是未来政府的责任。

拿掉公文里的“农民工”容易，难在跨越心中这道城乡歧视的“篱笆墙”。人人有追求“生活在别处”权利，请肯定咱的迁徙自由，叫我们城市“新移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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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时尚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消失。(7月6日《广州日报》)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农民工”概念消失，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能叫“市民”或“市民工”吗？可事实上，他们离“市民待遇”依然十万八千里。在城市里，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依然“暂住”；他们的子女依然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需要“借读”；他们依然无法享受医疗和养老等保险。

而这些，不叫农民工，又叫什么？“代市长”转正“市长”可以预期，“农民工”甚至离“代市民”的待遇和资格都不可预期。

如果因为农民工第二代都穿上了T恤、牛仔裤，就得出“农民工”概念将消失的断论，也未免太乐观了。这让我想到前不久40名外来工人员获批落户上海时，他们激动得泪如雨下的情景。一个城市户口意味着什么，只有“农民工”心知肚明。

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拿到大城市户口簿的几率小过中彩票。当千千万万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小过中彩票”，再看农民工概念消失的断论，会觉得它是多么的不靠谱。

在不少城市管理者的眼中，“农民工”是政绩洁癖下一颗非拔不可的钉子，要用“农民工”的消失来粉饰城市的街道。于是，嫌“农民工”不好听为其改名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改来改去，唯一没有变的，是“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处境、国民待遇和社会福利。

“农民工”是历史形成的，它是否会因为T恤、牛仔裤和时尚发型而发生变化，并不依赖于长官意志的有无，而取决于城乡二元藩篱的拆除与户口壁垒的突破，从而历史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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