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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一男子新买面包车被遭钓鱼执法。当事人求情时，车管所工作人员说：“你是不是傻的,你这几天有没有看报纸啊,钓鱼你懂不懂?”(10月24日《南方日报》)

　　在网上网下都在口诛笔伐讨伐“钓鱼执法”，本以为在舆论的压力下，这种饱受诟病的执法方式会有所收敛，甚至到达理想中的销声匿迹。可是不料，网民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反而成为“钓鱼执法”部门的免费广告，“没有看报纸呀，钓鱼执法懂不懂？”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话糙理不糙”：明着告诉你这就是“钓鱼执法”，众人皆知你还在纠缠，傻不傻呀，认栽吧！

　　一看到该工作人员的话，感觉到十分的幽默，仿佛想起了某部电影桥段里“这是打劫，知道吗？”的台词，劫匪这是在提醒人不要自找麻烦但是“钓鱼”这种方式，而“你傻呀，有没有看报纸啊,钓鱼你懂不懂?”貌似也是一种相似的提示。这样的逻辑颇有些强盗式的黑色幽默。

　　自从钓鱼执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之后，引发了道德危机的讨论，从好心搭载“病人”被钓鱼到上海司机自断手指“自证清白”，从上海到广州、北京，遍地都是“钓鱼翁”的景象让更多善良的司机朋友诚惶诚恐。广州这名车管工作人员“傻不傻”的提问更让我们看到了要整治钓鱼执法路上的坎坷。整治黑车没有错，积极创立新招就更值得表扬，可是，钓鱼执法这种以罚代管的办法黑车没有被打下去，却闹得其他司机朋友惶恐不安，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种方法的科学性？

　　而在媒体的刨根问底下，发现一些地方确实存在“钓头”和“钓钩”，其“钓鱼”内幕触目惊心：“钓头”月入一两万、对钓钩进行“专业培训”，本来为了“打黑车”不得法还最起码能从动机上得到大家的一丝谅解，但是从这些黑幕来看，“钓鱼执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黑车仅仅是他们赚钱的一个幌子，狼狈为奸攫取私利才是真正的本质，让人不寒而栗。

　　“没看报纸呀，钓鱼执法懂不懂？”我们经常看报纸，也知道钓鱼执法，但是我们却还是不懂，麻烦请钓鱼执法的部门开诚布公地跟大伙讲讲，因为百姓一直都是在受到愚弄，现在更是受到这样强盗式黑色幽默的调侃，我们再也不想装傻，更不想被“钓鱼执法”者冠以傻瓜的帽子。

　　“你是不是傻的,你这几天有没有看报纸啊,钓鱼你懂不懂?”或者对该工作人员最终的查处结果又是口不择言、甚至是外聘的临时工，但是这一强盗式的黑色幽默，却让一直充当傻瓜的我们有了更多的想法，因为我们不能容忍一些人把我们所有人当成傻瓜，做傻瓜也要做的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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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上海交通“钓鱼执法”：政府不能陷害自己的公民

新闻背景：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搭载一名自称胃痛又打不到车的路人，遭遇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被扣车并罚款1万元。其后，一系列案例相继曝光，司机孙中界断指以示清白一事更是引起轰动。目前，张军对有关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起诉已被立案。

这个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事先已经有人检举揭发他是黑车，有切实的证据，执法人员可以在路上等着他，甚至派人上车也无不可，但是你要拿出证据来。随便在街上截停一辆车，对没有任何嫌疑的普通公民，用这种陷人于罪的方式来进行查处，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在西方国家，用这样的手段采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是不可能上法庭的。

尤其严重的是，一个政府不能陷害自己的公民，政府陷自己的公民于罪，可以说这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执法者用违法的手段执法，这种公众无法监督的执法，一定会走向滥权营私。“钓鱼”本身涉及庞大的利益。上海某个区两年查处黑车罚款达到5000万元。据媒体调查，在这些执法大队下面还有所谓“钓头”，而“钓头”下面又有数以百计的“鱼饵”，能获得“奖金”。这当中的利益究竟怎么分配的、有没有涉及贪污或私分，都需要进一步查处。上海市政府要求有关区政府对这种非正常执法取证的手段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有的话，进行查处。这是一个好的开头。我们等着结果。

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最缺的是文明、法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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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男子新买面包车遭“钓鱼执法”。当事人求情时，车管所工作人员说：“你是不是傻啊，你这几天有没有看报纸啊，钓鱼你懂不懂？”（10月24日《南方日报》）

连日来，上海“钓鱼执法”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并遭无数人口诛笔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反面教材，倒成了一个“榜样”，行政执法人员不但不以此自省，反而认为这是正常之举，不以为耻。由此可见，“钓鱼执法”的严重程度是相当深的。

行政执法部门明知“钓鱼执法”为公众反感，却偏偏情有独钟，最直接的原因是其部门利益的驱动。而换个角度来说，“钓鱼执法”折射出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公权匪化”倾向。

执政为民是公共权力合理性的前提，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公共权力一旦匪化，为了部门私利不惜将秉公执法的路子走歪，这不但会让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公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也会受到公众的质疑。

公权匪化的后果如此严重，但出于部门利益需要，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对以“罚”代“管”情有独钟，专门网罗一些“古惑仔”式的协管员，指使他们“捞票子”；或是迷信暴力执法，对所谓的“以赖治赖”一往情深，网罗一些“泼皮”式的协管员，指使他们去“拔钉子”。

公权的匪化，意味着本该保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成了伤民的“狼牙棒”，其结果只能是损害公众利益，而养肥了一些“食利阶层”，养肥了一批“蛀虫”。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将无从谈起。面对“狼牙棒”，普通百姓一般会选择隐忍退让。可与此同时，官民间的矛盾会逐渐积累，其结果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公权匪化与“依法治国”格格不入，也与“执政为民”背道而驰。从制度层面上对公权匪化进行根本治理，是推行依法治国、推进民主进程的必由之路。否则，对公权匪化坐视不管，对伤民的“狼牙棒”听之任之，执政将何以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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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服从”，是人们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在西方这被称为“公民不服从权”。在上海的“钓鱼式执法”中，也出现了一个“不服从”者，他就是剁掉手指对违法行政者表示抗议的孙中界。

孙中界在上海遭遇“钓鱼式执法”，他表现出的态度，是一种被逼的、难以压抑的“不服从”。这种“不服从”，是对执法结果的彻底否定，是坚决的不信任。

孙中界对“钓鱼式执法”的“不服从”态度，值得赞赏！

他的“不服从”态度，当然是“钓鱼”者不愿意看到了。“钓鱼”者们希望看到的，一定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打掉牙往肚里咽的，只怪自己倒霉不走运的新一代青年“良民”。让执法者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青年不是他们见到过并希望再见的“良民”，而是一个性格十分刚烈，不愿意任人宰割的人，他甚至剁掉自己的手指以示抗议。

孙中界的“不服从”态度之所以值得赞赏，因为他表现出的，是一个公民对违法行为坚决不妥协的抗争精神。他面对的是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因此，他表现出的这种精神，就尤其值得赞赏，这不但是因为他那无所畏惧的勇气，更因为他的抗争本身，也是推进法制政府建设的一种积极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界是一个我们社会十分难得的积极公民。

当然，他以剁掉手指的方式激烈抗议，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公民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客观上都是对公民权利的整体维护。我们这个社会多一个孙中界，就多了一分维护公民权利的力量，这正是他的“不服从”值得赞赏的原因。写在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只有变成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信条，才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实际行动。孙中界做到了，他虽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对邪恶势力的不妥协精神，比我们很多外表光鲜的人要强得多。

试想，在“钓鱼式执法”面前，如果孙中界在抗议无果之后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忍气吐声，选择了交罚款了事，那不但是以身饲虎，更无疑于和“钓鱼”者同流合污。不是吗？如果没有了他这样的抗争者，“钓鱼式执法”正不知会到何年何月才有止步的那一天。“钓鱼”者每年在一个区就能“钓”到5000万元，甚至都当成政绩宣传了，真够可怕的！有多少受害者在暗中饮泣啊！像孙中界这样的“不服从”者真是太少了。

事实上，对违法处置的“不服从”，是公民孙中界的权利。在法治国家，公民行使这种“不服从权”，并不意味他要剁掉手指，也不意味着要采取激烈的非理性的举动，而是说，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通过司法、舆论机构或政府部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通过合法合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唤起公众和舆论对自己的关注……一个国家的公民对社会正义的信心，对自己权利的坚定和执着，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在真相大白以前，希望公民孙中界执着地追问下去，也希望舆论给他坚定的支持。千万不能当中了“钓鱼”者邪招儿的消极公民，要以积极的姿态，回应公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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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关部门前日公布了虎扑篮球：“钓鱼执法”的调查报告，引起舆论普遍质疑。

其实，第一份报告虽引起民愤，但它却没有确凿的假话。

“钓鱼执法”是一个单位的组织行为，如果这个行为是错的，也是由“组织”来负责任，其中具体人员的个人责任多半只是“行政乱作为”;如果有人在调查过程中讲“确凿的假话”，那就得个人担风险、为组织卸责。以“周老虎”事件为例，力挺“周老虎”的一位副厅长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虽被免职，但仍保留副厅待遇;但假如这位副厅长明确造假，处罚估计会从“双开”起步。

这就决定了，这份调查报告里不会有“确凿的假话”，但它也没有真相。比如，“举报者”的更多详细并准确的信息，以及有关部门言之凿凿的录像证据等等，均未公布。

调查报告的四平八稳，预示着解决“钓鱼执法”会有很大阻力。从渊源来看，钓鱼执法不是专为私家车主设计的。打击非法营运的法规很多出台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私家车还不多，主要还是针对“职业司机”，而现在私家车猛增，钓鱼执法不过是“与时俱进”出现的新问题。上海一年查处5000多辆黑车，恐怕多数还是非法营运者。如今，因为几个曝光的个案得到社会同情和舆论支持，就要想改变一个部门的执法方式乃至追究责任、平反申冤，没有“非常之举”是不行的。

少数法律工作者信心满满，宣称“钓鱼执法”明显违法，似乎一场诉讼就能解决问题。我倒认为，其赢面微乎其微———现行法律条文中，并无限制“钓鱼执法”的规定;所谓“国家不能处罚自己制造的罪犯”，在各国法律实务中的反例大量存在，比如刚发生的美国FBI诱捕科学家案。

所以，破解“钓鱼执法”的核心驱动力，不在法律而在政治。

从政治高度来看，“诱惑侦查”这种收益、成本、风险都很高的手段，只能由警方来行使，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干不好这种事也干不得这种事，它会导致部门得好处、全社会买单;会造成社会普遍道德水准的下降，影响社会和谐。

在Q前情况下，恐怕只有政治决断作出，法律机器才会高效运转起来，就像“孙志刚事件”导致收容制度取消一样。

现在上海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这说明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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