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新闻晨报》11月18日)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原因无他,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还能提供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因此,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对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一些白领们却选择了逃离,为什么?

不久前,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的表弟,曾向我诉说心中的矛盾和烦恼。他几乎被当时所从事的那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压垮。工作带来的过大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使他几乎从没有休过一个双休日,也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甚至身体不适时也不敢请假去就医,经常处于易怒、烦躁中。他正在和女友谈婚论嫁、计划在市区买房置业,这使得他没有勇气辞职去尝试压力较小、收入较低的工作。

我想,表弟如果当初毕业时没有留京,而是回到家乡那个人口不过百万、房价不过两三千元一平方米的城市工作,他现在的生活压力无疑要小得多,身心健康也不至于糟糕到如此程度。可转念一想,他在老家没有任何可靠的关系。要知道,在那种事事凭关系的小地方,只凭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要找到一份好工作谈何容易?

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

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海了去了。尽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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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新闻晨报》11月18日)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对于国人来说,这话说成“人往大城市走”,尽管显得有点俗,但却未尝不是对前者更为具体而恰当的诠释。事实上,上海、北京这类大城市一直都是国人削尖脑袋都想往里挤的地方,不仅一纸北京户口好处多多、令人艳羡,就连上海的车牌也要价不菲。从进入大城市的高门槛,其实就完全可以想象大城市的优势与优越性。大城市的商业繁荣,教育、文化、社会资源的充沛,显然不是中小城市可以具备的,不仅如此,在就业机会,薪酬水平上,大城市更是引领风气之先。如此看来,相比显得土气的中小城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城市可谓大家闺秀、窈窕淑女,引得“君子好逑”也就并不奇怪了。如此看来,白领们放着大城市的幸福生活不过,却移居各方面都存在差距的二三线城市,如此自讨苦吃,实在有些不可理喻。

不过,假如因此便给打起退堂鼓的大城市白领扣上一个“人往低处走”的帽子,恐怕未必恰当。事实上,当“人往高处走”的“高”被简单的等同于城市规模的“大”时,其实未尝不是对“人生高处”的一种误读。正如这世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也绝不会有两个同样的生命,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应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方向和追求,假如所有的人生指向都完全雷同,大城市的舒适富足成为唯一的“人生高处”甚至奋斗目标的话,这样的“高处”其实不过是被盲目追逐的“热点”,而这个“热点”是不是真正符合个人的心性,甚至是否符合个人的内心需求,倒是需要被打上个问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城市白领的确可能是进了围城之后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奋力追逐的,和自己真正需要的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移居二线城市,也不过是人生轨迹向内心需求的正常修正与回归罢了。

当然,对大城市而言,最不缺的或许就是人才,能够下定决心选择离开的围城的终究只是凤毛麟角,更多的还是削尖脑袋希望挤进围城的后备军。不过,越来越多的白领觉得身心俱疲,甚至在快节奏的工作和高压力的生活下找不到目标,恐怕也值得大城市反思。笔者有一位朋友,同样在上海打拼多年,经济上也的确相当成功,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在南京生活,在他看来,生活在上海,人是浮着的,很难获得踏实的感觉,那里或许是个工作赚钱的好地方,但追求财富却并非生活幸福的全部,甚至连上海无所不在的高楼和立交,都让他感到压力。这或许不是个别的心声。如此看来,大城市恐怕并不能因为候补者多得是,便对人们移居外地的原因毫不在意。他们的心声何尝不是大城市应当改进与完善的不足与缺陷呢?既然是城市,如何更宜居,如何让市民更有归属感和幸福感,恐怕不能因为“不差人”便成为例外。

停下来,是因为要等待灵魂。或许有人会说,上海白领移居二三线城市更像是白领们玩起了升级版的“农家乐”,不过“农家乐”为何会升级到非彻底离开不可,也的确有反思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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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11月18日《新闻晨报》)

许多外地的人才很想到上海工作,但上海的白领却宁愿放弃工作,到外地去生活,这无异于一场“围城”。这种现象在学者眼中是白领择业观和生活观的变化,对社会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真的如此吗?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

道理很简单,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在笔者看来,并非是出自个体本意的选择,相反,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当白领成为一个“地摊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什么进步吗?“消除焦虑、减缓压力”是白领移居的原因,这样压力下的行为,与择业观并无必然联系,很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从深层次上说,这是白领阶层“出逃”倾向的写照和中产阶层日益焦虑化、脆弱化的折射。

因此,与其说这是社会的进步,不如说仅仅是学者在书斋中的想象,更是对白领阶层遭遇的社会困境熟视无睹的表现。表面上优厚的薪水和巨大生活压力、风险预期的不成比例,让白领阶层的焦虑有升无降,由此产生的“易碎”心理,难道不值得正视吗?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既可以让那些社会底层群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并成为阻遏他们向上流动的经济瓶颈,当然也会时刻威胁着中产者看似体面风光的生活,蚕食乃至吞噬他们所谓的高薪,使其备感生活的易碎。


与“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相联系的一个数字是,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认同意识正在下降,甚至比10年前的认同度还低,并且有关研究表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也有学者从统计学上验证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在笔者看来,正是认同危机的产生,导致了白领的“出逃”倾向。

更进一步说,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是白领阶层对对未来不确定性恐惧的显现,因为当下的中产阶层面临的道路非常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当二者都不可得的时候,“出逃”似乎成了个体理性的一项选择。

“进步论”是对白领“出逃”实质的遮蔽。事实上,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的背后是社会分层弊端的集中显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两极化趋势严重限制了中产阶层发育和成长:一方面强势精英群体垄断的资源过多,攫取了本应当由中产阶层等其他阶层占有的资源份额,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现有政策体制的束缚,不能顺利实现向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如此以来,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就是合乎逻辑的了,更可怕的是,对我国大城市的白领来说,移居外地恐怕仅仅是个开始,最终的梦魇并未来到。

有人指出,“如果说中国经济算是奇迹的话,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这些拿着微薄薪水艰难度日却又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懈奋斗的无数中国人……”而笔者以为,如果白领“出逃”算是进步的话,那么,创造这种进步的人能靠焦虑度日吗?那么,有什么理由用社会进步来粉饰“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呢?又有什么理由用择业观和生活观的变化来遮蔽现实的弊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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