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同要理性认识城管的观点，但如果某些部门期待给城管一顶“弱势者”的帽子，希望借此获得大众的同情或所谓的“理性认识”，无疑是个不切实际的愿望。从管理者和某些专家的观点来看，只谈“暴力抗法”，却不谈或少谈“暴力执法”，这说明，在这种所谓“理性认识城管”的华丽包装下，管理者们所期待的“理性”，依然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

理性认识城管离我们有多远？这或许是个城管执法路径选择的问题。是不是商贩打伤100个城管，而城管只打伤一个商贩，城管的执法就可以算是文明执法？显然不是！只有城管的执法越来越远离暴力，百姓对城管的看法才会越来越理性与正确。在现实语境下，我们能期待百姓为城管只打伤打残一两个商贩、商贩打伤了更多城管而“理性”吗？难道要百姓作出这样的表扬:“瞧瞧，城管多文明，他们只打伤一两个人”——这才叫理性认识吗？用所谓的数据来引导百姓作出这样的判断，恐怕其前提就是不理性的。

城管与商贩的尖锐矛盾，的确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城管部门应该做好坦诚对待舆论监督及大众评判的准备，这才是理性认识城管的先决条件。百姓果真是在城管执法问题上，仅仅拥有“廉价的同情心”吗？非也，百姓同情心背后所涵盖的其实是对权力的警惕与监督，百姓有权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执法部门，这在世界各国恐怕都是惯例。因此，与其说这是百姓“廉价的同情心”，不如说是可贵的监督意识。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想，城管部门或许会离“理性”更近一步。换位思考想想，百姓所期待的终究是打人“0”数字的城管，如果城管能努力做到这一点，暴力抗法必然会随之减少，一言以蔽之，暴力抗法的减少只能寄希望于暴力执法的减少，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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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200∶3的受伤比例，“城管官员”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公众都被“廉价的同情心”蒙蔽了双眼: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最受伤害的其实是城管执法队员。言外之意是，公众对城管执法中暴力抗法的同情并不理性。先不说公众是否理性，以数字对比自居理性的官员难道就真的理性吗？我倒觉得自称理性的官员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因为他把受伤人数的对比严格限制在“暴力抗法”上。

的确，在“暴力抗法”上，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受伤害比例严重不对称，因为商贩在“暗处”可以出其不意，而执法者在“明处”只能是“暗箭难防”。如果在偷袭式暴力抗法的前提下，城管受伤的人数还要小于暴力抗法者受伤的人数，那才是一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有多少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有“暴力执法”的行为呢？如果没有这样的双向对比，那么任何的结论都是基于一种“偏颇的理性”得出的，不足为信。

事实上，以执法者或者被执法者受伤害的人数对比，来论证某一制度的合理性与否，本身就是一种问题非常严重的“理性分析”。一个文明的社会，从来都不会功利地去计算在某个制度的推行过程中，到底是执法者受到的伤害多还是被执法者受到的伤害多，因为任何的社会制度但凡会造成个体的无辜受伤害，都不是好的制度。

没有人是天生的暴戾之徒，城管不是，小商小贩更不是，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暴戾有时候让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在城管和商贩谁受伤害更严重这个问题上，真正理性的思考，不应停留于谁比谁受伤害更严重，而要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制度总是让这些弱者互相进行伤害。否则，在“偏颇的理性”主导下的城市治理思路，非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会挑起公众更为极端的对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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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命令是必须遵从的，百姓意愿只好暂且搁在一边，"管群"矛盾难以调和，在此情况下，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都很正常。

12月1日《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市民对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仅是“廉价的同情心”。

孙金龙副主任说城管被打人数是商贩被打人数的100倍，可能是情绪激动之下的夸张之辞——在新闻后面的跟帖中，有网友说，仅今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广州市城管打人事件就有3起以上，而城管被打新闻则寥寥无几，“100倍”之说让人如何相信？

其实，在现有城市管理制度之下，商贩挨打是必然的，城管挨打也是正常的。换言之，以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如果商贩与城管能够相安无事，没有打人事件发生，那也可以成为新闻。

城管为什么要打商贩？举例来说，有的城市为了迎接“创卫”检查，要暂封一些沿街店铺，领导便将任务交给城管部门。合法经营的店铺要遭强行关闭，这是哪门子道理？店主们自然不服，城管执法必会遭到强大的阻力，城管若不“狠”一点，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无法向领导交代，就要受到批评，就要被扣奖金，甚至要被辞退。怎么办呢？唯有暴力执法。

商贩为什么要打城管？原因更简单了，商贩作为弱势群体，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大多习惯于逆来顺受。但人都有一点血性，当城管踢他们的摊子，没收他们的物品，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时，一些商贩便唯有抗拒，一时冲动之下暴力抗法也是可能的。请注意，人们为商贩的境遇鼓与呼，体谅商贩的艰难抗争，这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情感并不“廉价”，而是非常可贵。

实际上，我们一直说城管 “暴力执法”、商贩“暴力抗法”，而城管执的是哪个法、商贩抗的是哪个法却长期“无法可依”——这也是城管制度最尴尬、最受舆论质疑之处，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细化城管明确的执法权限，甚至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为现行的城管制度正名分。上级命令是必须遵从的，百姓意愿只好暂且搁在一边，“管群”矛盾难以调和，在此情况下，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都很正常。

所以，有的地方城管形象不好，经常遭到批评、指责，并不是舆论刻意抹黑，而是一些城管自己没有做好；而一些城管做得不好，是因为在某些不合理城管制度下，城管工作几乎没法做好，没法既让上面满意又让下面满意。这正如许多有识之士多次呼吁的: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应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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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羊城论坛”上，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12月1日《信息时报》）

从现实情形看，“100倍”的说法，显然难以立足。抛开具体数字之争，在现有城市管理制度之下，如果商贩与城管能够相安无事，没有肢体冲突事件发生，那才是怪事。

城管为什么要打商贩？城管的素质虽久遭诟病，但城管并非天生的野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在执法过程中变得不近人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如此不能完成执法任务。

商贩为什么要打城管？原因更简单，商贩作为弱势群体，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大多习惯于逆来顺受。但当城管没收他们的物品，危及其基本生存时，一时冲动之下暴力抗法也是可能的。

实际上，我们一直说城管“暴力执法”、商贩“暴力抗法”，而城管执的是哪个法、商贩抗的是哪个法却长期“无法可依”，这也是城管制度最尴尬之处。一方面，没有什么法可依，不合理的城市管理制度，将所有城市管理难题都交给城管部门，处于矛盾焦点的城管在上级命令与百姓意愿的夹缝间左右为难。显然，上级命令是必须遵从的，百姓意愿只好暂且搁在一边，“管群”矛盾无以调和，在此情况下，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自然都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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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30日举行的羊城论坛上，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表示，广州每年有200余名城管被打伤，但在暴力抗法中受伤的商贩只有两三人。对此，广东省城市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奋明表示，流动商贩是弱势群体，往往易引起市民的同情，但一些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遭受的暴力则往往被社会和市民忽视。他认为，市民对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南方日报12月1日）

拿城管被打与小贩挨打次数比较，并不能佐证城管强势乃至暴力执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法治社会中，执法理应有助于化解或避免更大暴力，而不是制造针尖对麦芒，以暴制暴，激化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城管与小贩的矛盾纠葛面前，城管日渐孤立化，即便是“廉价的同情心”，也很难赢得公众的施舍。

从各地各取所需的城管制度设计来看，角色功能无一例外与小贩天然对立。讲究点执法方式的或能和颜悦色，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广州城管局长李廷贵才提出城管要学会“跑”的新执法理念。当然，真正面对和颜悦色，视生存为第一要素的小贩往往只是形式上支持，不可能真就放弃营生机会。更多时候，无论是动辄掷金不菲的城管豪装，还是城管警察化，以赋予更大的强制权力，综其根本，还是冀图努力塑造城管令小贩心生畏惧的威权形象。

实际上，在公众“廉价同情心”的背后，很多人并不愿将自己置于一个被小贩喧嚣脏乱包围的生活圈中，之所以对小贩抱以同情，皆因对弱势群体的本能关注。

当然不应鼓励小贩与城管刀拳相见，但如果小贩没有合适的环境，而城市管理目标要求愈来愈高，那么小贩的营生必然与城管管理目标形成严重的矛盾对立。小贩的国内特色，实际上承载着太多的社会意义。至少就眼下来看，小贩大军中以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为主。小贩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一副真相，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做出常识性描绘，真实情况鲜有人深入调查，设身处地地体察关怀。

记得广州城管支队原支队长许决华曾认为，“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这代表了城管执法思维主流，实际则是一种自私狭隘的奇谬逻辑。生存的流动性折射现实社会里的各种差距，假如足不离“乡”便可以轻易实现衣食住用样样富足，还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妻儿，远赴他乡，过着这样一种时时得提防城管的心惊胆战的日子呢？富裕无可厚非，但富裕后怎能因一己私利，将那些穷尽努力向社会上层攀爬的底层人物，强行驱赶于生活圈子之外呢？

当城管角色与低收入群体的生存越发形成尖锐对立，恰恰反证这一角色功能出现严重错位，有必要从更深的制度层面，重新勾勒设计。厘清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我们到底需要城管强力营造出的表面城市光鲜，还是创造能够令更多人富足的社会环境。一个社会也许难以做到无法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可以努力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理应成为城管角色定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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