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刘胜强为庆贺女儿结婚,大摆110余桌喜宴。记者了解到,刘 胜强嫁女喜宴上平均每桌的花费在5000至6000元,以100桌算,总花费约50万至60万元。深圳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事件揭露后立即派人到机场公安分局调查(1月5日《广州日报》)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同为公安局副局长,同样在广东省,并且该副局长还毫不回避自己对“近日廉江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因为设宴收红包被停职”很关注,却毅然决然地大摆酒宴,大有“拼死吃河豚”的取向,其被调查、甚至因此而“出事”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虽然这次记者在报道时没有“记录”大收红包的现场,也没有点明到底有多少公职人员参加,但动辄就是上百桌千余人,应该不可能全都是其亲友吧!即便按照该副局长所称的“宾客八成是村里亲友”,那还有二成人(200多人)的身份有问题啊!

难道该副局长就不怕遭遇廉江陈副局长的相同结局?顾虑是有的,但他能“逆水行舟”,关键还在两条:一是我没有公开收受红包,至于背后有无约定“要送只能鬼子进村——悄悄的进行”,外人不得而知;二是乔迁豪宅大摆筵席是错上加错,而我是正当嫁女,搞得热闹一点,也是人之常情嘛!

但为何还如此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大摆宴席?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即当事官员“将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不仅没有守住为官的底线,也还完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不少官员翻船或落马后,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后悔之语——由于将自己混同于老百姓,所以才惹下大祸……现在仅仅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业,就屡屡出现大操大办不惜“赴汤蹈火”的例子,正是一些涉事官员“将自己混同于老百姓”。既然不把自己当官,自然也就没有做群众模范的准备,置办豪宴毫无惧色也就“顺理成章”了。

所以,要遏制类似现象,一方面希望我们的官员真正知道为官的苦衷,进而在老百姓面前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即便是居家过日子、为儿女置办婚事,也要克勤克俭、做好表率。另一方面则寄望于官员的管理体系,能够不断对“将自己混同于老百姓”的官员加强监督检测,不妨将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原”为真老百姓,省得他们想享受老百姓的待遇却还要冒着法纪查处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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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在五星级酒店为女儿出嫁高婚宴,摆酒席110桌,酒店门前停有多辆警车和O牌车。面对记者的采访,刘副局长说,“嫁女儿的事处理得比较低调,没有请局里的领导,来的几桌同事里,不少也是来帮忙的”,“来的宾客八成以上是村民与旧友”,他希望记者能体谅自己的“苦衷”。(1月4日《南方都市报》)

笔者也认为,刘副局长很有“苦衷”,要不然怎么会冒着被媒体曝光的风险,为女儿出嫁摆豪宴呢?怎么会在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借乔迁大摆宴席被查处的敏感时刻,继续“顶风”而为呢?刘副局长到底有什么“苦衷”,他没对记者明言,我猜测,至少有二:

一是不这样收不回“送出去的人情”。刘副局长过去在村民、旧友办婚宴时,送出去的人情不少,如果女儿出嫁不摆婚宴,人情收不回来,自己就吃大亏了。

二是不摆豪宴女儿不答应。自己身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在社会上也是有点地位的,别人的女儿出嫁很风光,自己的女儿出嫁不摆摆阔,女儿怎能答应呢?

不过,我理解了刘副局长的“苦衷”,却还想问刘副局长两个问题:一是为何非要将酒宴摆到五星级酒店?二是酒店门口为何要停上那么多警车和O牌车?

既然请的都是“村民和旧友”,将酒宴摆到五星级酒店就是给他们出难题。因为办在这么高档次的酒店,明摆着是要提示“村民和旧友”,要送大一点的“红包”,礼钱少了拿不出手。而摆婚宴嫁女,又不是办公,停警车和O牌车,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既然如此,刘副局长被曝光一点也不冤枉,而且很可能要受到一定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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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昨晚,“刘府宴客”的招牌竖在深圳凯宾斯基酒店海珠城美食会底层;三楼,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正嫁女。在五星级酒店宴开110余桌,刘副局长表示,自己也关注到,近日廉江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因为设宴收红包被停职,但自己和亲家都算是本地人,乡亲众多,情面难却,思虑之下,还是设宴。其称,宾客中八成以上是村民与旧友,但拒绝透露宴席价格与礼金情况。

其实,每一个平民都有其子女婚嫁是否排场的“苦衷”。搞得太小,对不起自己的脸面,甚至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子女。小则三五桌,大则十来桌,然而断不至于达到110桌。假如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的村落,每一个村人都是自己的乡亲,试问,其他平常的村民是否也能够摆得起如此规模的婚宴?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追问,110桌的婚宴规模里,有没有权力作祟的阴影?

千人排队送红包之后,引出廉江10桌100人规模不得超越的禁令,传媒天天开讲,禁令天天传达,为什么又在深圳重演?如前述,廉江“千人排队送红包”是一大新闻,廉江纪检坐不住了,赶紧重申了一次廉政规定,并且变本加厉成为限于10桌,那么,这个禁令又会管用几天?又有多少人会顶着禁令大摆婚宴喜宴乔迁宴?又会有几个纪检干部会到现场暗访查处?这都是未知数,但很可能只是一种“障眼法”。而深圳的党政干部又同属于党风廉政严禁规定范围之内,也必须执行党风廉政的有关规定,那刘副局长又凭什么执纪而违纪呢?

刘副局长称自己有“苦衷”。不执行党的廉政纪律还有苦衷,那严格执行廉政规定的干部“苦衷”又在哪里?党风廉政规定需要全体干部的认真执行,如此才能使党风纯洁,如此才能带动他人,身为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刘副局长带头违反廉政纪律还有苦衷,其他干警又有哪些“苦衷”?他们的“苦衷”是不能有副局长的权力与排场?一般干警又有几个能摆得起110桌的巨大婚宴?

职务高了,权力大了,场面大了,排场也跟着大了,那就顺着权力的膨胀来一次违纪的膨胀,这是一些官员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但你能不能想一想权力是谁给的,权力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搞清楚这一点,大凡腐败干部排场干部违反党风廉政规定的干部就没有“苦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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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女儿出嫁,在五星级酒店宴开110余桌。刘副局长表示,自己也关注到,近日廉江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因为设宴收红包被停职,但自己和亲家都算是本地人,乡亲众多,情面难却,思虑之下,还是设宴。其称,宾客中八成以上是村民与旧友,但拒绝透露宴席价格与礼金情况。(1月4日南方网)

鉴于不久前就有廉江公安局副局长因为设宴收红包而被停职一事,因此,深圳的刘副局长大张旗鼓为嫁女设宴百席也就无疑同样成为公众眼里的焦点了。只不过,刘副局长似乎要坦然的多,在舆论对官员设宴收红包一事大加挞伐之时,毫不避讳的大宴宾客且解释说,设宴是因为乡亲众多,情面难却。

的确,“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婚作为人生一大喜事,热热闹闹操办倒也算是人情之常理。但是对于一位身居官位,手握公权的政府官员来说,亲属结婚操办恐怕就不能简单的以普通民众的思维来考虑了。普通百姓婚庆设宴,大操大办无可厚非,无非只是事关个人而已,他人自然无权过问。但对于手握公权的公安局长而言,则还需在其位,避其嫌。毕竟,公安局长之权力为公众所赋予,还需对公众负责,身在其位,也就注定了有些事情无法像普通百姓无所约束。因为谁也无法确定这赴宴之人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的乡亲又有多少人只是献媚于权力的送礼之人,倘若送礼之人同样被请进酒店之中,那么说轻了只是无意识,说重了则是以权谋私。

而事实上,乡亲太多,情面难却实在不足以成为刘副局长为女儿出嫁大设宴席的借口。如果刘副局长真的有避嫌意识而不想大操大办,那么乡亲朋友们恐怕也不至于无法理解。因此,事件的关键还在于刘副局长本人的意愿。真的要办的话,那么送礼之人无疑是只多不少。

同样让人质疑的礼金与宴席价格问题,刘副局长也避而不谈。倘若刘副局长真的要避嫌,要证明清白,真的只是因为相亲众多,情面难却而无奈设宴,那么宴席价格和礼金情况就不应该如同机密那样秘而不宣。刘副局长应该明白,如此信息越是保密就只越会让人生疑。

因此,面对舆论与民众的质疑,刘副局长的仅仅一句乡亲太多,盛情难却太过于敷衍,且难以服众,更难以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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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摆下110桌酒席庆祝。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宾客八成是村里亲友,自己也有苦衷望记者体谅。此前,廉江市公安副局长陈锡照为庆祝乔迁,在宴请千余宾客,遭广东省有关部门严查。(南方网 1月4日)

官员大摆酒席被公众诟病并非仅此一次,尽管中纪委反复强调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以及以赌博和交易等形式收受财物、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地方政府也时常提醒,而且也建立起了相关的制度。但官员大摆“鸿门宴”敛财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与其说这是官员“有面子”摆阔气,不如说是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假如监管部门能够做好监督工作,严厉惩处违规者,而不是每一次都要媒体来曝光,那么,官场“鸿门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前赴后继”。

对于这位局长大摆酒席,我们并非怀着恶意揣度其行为。或许正如这位局长所言“自己也有苦衷”,或许摆大酒席是其“经营民营企业”的女婿的个人行为,也或许这当中并没有外界所揣测的敛财行为。但作为身居要职的公职人员,这位局长已不再是单纯的父亲角色,而是具有了局长与家长的双重角色。即使局长本人没有敛财的主观愿望,但这丝毫不影响那些寻租者进行权钱交易的积极性。

事实上,官员大摆酒席的背后,往往是那些积极寻租者“揣摩上意”送厚金,而一些手握权力的官员寻机敛财出卖权力对寻租者“桃投李报”的权钱交易,是变相腐败。然而,就是这样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很多官员也并未得到应有的惩处,最多只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违规成本如此低廉而收益却高得诱人,以至于中纪委三令五申地方政府再三提醒还是阻挡不了公权者大摆酒席的冲动。

在一方面这种现象说明了,体制内当前对官员的监督机制是不够健全的,对官员的监督更多时候还需要借助外力来倒逼相关程序的启动。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对违法官员的处罚远未达到必要的力度,对后来者产生不了足够的震慑作用。正是监察部门的这些“苦衷”让官员大摆酒席的冲动得不到制止,引发了公众对公权者的愤怒和不信任感。

虽然我们不能判断这位局长的“苦衷”为何,但局长大摆酒席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公职人员这位局长有必要为这件事情对公众作详细的说明。而更为重要的是,监察部门不能再有“苦衷”了,应该积极地介入调查,对于这位局长是否借机敛财,宴席价格与礼金情况,以及是否违法等情况向公众作出说明。以此回应民意,警示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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