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至13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10名工作人员借开会之名去香港、澳门旅游。被发现后，有关人员解释称：这次旅游不是公费旅游，是自费，主要错误是跟区政府撒了谎，长达8天不在岗。

（4月19日《都市晨报》）

前不久，河南汝阳县地税局将“清明三天假”自行延长至七天用来组织旅游，当被问责时竟理直气壮回应乃“自费旅游”。一枝颤，百枝摇，现在陕西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也以“自费”说作为集体脱岗旅游的正当理由。

这种公务员式思维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就算是自费旅游，也不应在正常上班期间去游山玩水吧？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不给纳税人服务，难道就没有一丝羞愧吗？私自脱岗、贻误工作难道就不要被问责了吗？

“自费”之所以会成为公务人员屡试不爽的脱岗借口，显然与有关部门“只问腐不问庸”的监管态度有关。挥霍公帑旅游固然要严惩不贷，“吃多少吐多少”，但是莫忘了懒政、庸政、误政也是一种腐败，为政不勤、尸位素餐的公务人员就应该被问责，何况还是“带薪外出旅游”的渎职行为？正因为这种有失偏颇的监管态度，才造成公务人员假借考察、开会之名行旅游之实的官场生态。

事实上，公务人员年休假、节假日等各项福利已远远高于社会其他阶层，再利用手中职权额外多享受“正常上班期间旅游”的隐性福利，这种权力“自肥”如何能够赢得公众信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掏腰包度假不能建立在“不敲钟”的基础上。

要想刹住这股借口风，还需要“制度说话”。一是延伸领导干部外出报备制度，对非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在非假期外出，需呈报上级单位。二是延伸网上晒权力制度，对于公务人员集体外出学习、考察、开会的具体行程需在本单位政务网公开，这种“晒”不仅使外出公干实至名归，还避免让上门办事的群众扑空，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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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至13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10名工作人员借开会之名去香港、澳门旅游。被发现后，有关人员解释称：这次旅游不是公费旅游，是自费，主要错误是跟区政府撒了谎，长达8天不在岗。后来被纪检的同志问起来，不得已才编了去省卫生厅开会的谎话。对此，宝塔区纪委、监察局已就该事件展开调查。（4月18日《华商报》）

卫生局工作人员集体脱岗去香港、澳门旅游，被人举报以后，不仅不承认错误、整改问题，反而编造去卫生厅开会的谎言，开会的谎言被戳穿以后，又解释称是自费旅游。听完宝塔区卫生局慌不择言的憋足辩解，让人好气又好笑。尽管卫生局局长声称，各科室都留有工作人员值班，没有影响正常工作。但是纳税人供养的卫生局多达半数的公务人员集体脱岗旅游，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如果卫生局长硬要说半数公务人员脱岗没有影响工作，我只能说卫生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纳税人在当冤大头。我倒建议相关部门打破公务员铁饭碗，压缩该局人员编制，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财政支出。

笔者注意到，当地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据宝塔区纪委王副书记介绍，“调查的焦点在于他们的旅游花销是不是公款。经多日调查，情况已明晰，但还不便透露细节”。调查公款还是自费，无疑是界定公款旅游性质的重要标准，但是纪委调查的焦点集中于公款与自费，言外之意是不是说，自费旅游就不问责呢？那么，卫生局半数公务人员脱岗外出，算怎么回事？其他行业职工迟到、早退就可能丢饭碗，卫生局工作人员旷工长达8天之久，又“该当何罚”？何况，从宝塔区卫生局一再撒谎的做派来看，该局为了逃避问责，赶在调查组之前，订立攻守同盟，让公款旅游者补交旅游费用，“洗白”公款旅游的概率不小。纪检部门既已介入调查，又“不便透露细节”，恐怕难以服众。

换个角度讲，即便宝塔区卫生局擅自出境公款旅游得到证实，相关人员因此被处理，除了有人“自认倒霉”，又能震慑住多少公款旅游者呢？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治理公款旅游的政策措施。但是，在现实官场生态中，公务人员假考察、开会之名公款旅游已是家常便饭。除了少数因意外曝光的公款旅游案例外，公款旅游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像08年曝光的几起公款旅游事件，如果不是网友意外捡到旅行社遗失的出国考察清单，那些冠冕堂皇的公款“考察”根本不会曝光。像宝塔区卫生局集体赴港澳旅游，如果不是被人举报到网上，如果不是卫生局事先未向上级请示、汇报，又三番五次对上级撒谎，根本轮不到纳税人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公款旅游只见油门不见刹车，原因主要有两个：与当前公款旅游大气候有关；相关制度未打到公款旅游的七寸。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问责公款旅游罚酒三杯的例子屡见不鲜：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在2008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在武夷山等地游玩，邵立勇被免职不久就被任命为威海市工商局负责人。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因公款旅游被曝光，不出两月当选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公款旅游成本如此低廉，官员如何不去看望“南斯拉夫奶牛”？

在我看来，要踩准公款旅游的刹车，除了依法查处被举报的公款旅游者以外，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对公款考察实行公示制，接受社会监督。从考察的线路、行程到出访的内容与费用都公之于众。比如，限制考察审批权。对公款考察严格控制、层层把关，用制度的力量杜绝“师出有名”的变相公款旅游；再比如，紧缩财政预算，把公款考察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

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威力来自于执行力。相关部门要升帐理事，动员亿万民众参与公款旅游监督，谁在公务考察中夹杂旅游私货，触及公款旅游高压线，就要坚决查处，从法律、纪律、经济多个层面让公款旅游者得不偿失。唯有制度到位，执行给力，才有望踩住公款旅游的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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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在他的《寻路中国》里写道：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公费旅游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延安宝塔区卫生局10名公务员谎称“开会”却公费旅游，引起网友热议。宝塔区卫生局局长张永春说：“这次旅游不是公费旅游，是自费，主要错误是跟区政府撒了谎，长达8天不在岗。但安排集体旅游，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已经两三年没休过公休假了。”对于是否公费旅游，当地纪检委很神秘，表示“不便透露细节”。（4月18日《华商报》）

对于这次集体旅游，在局长看来，不仅是对“三年未休公假职工”的人性化安排，更与公费旅游的民间质疑无涉，主要错误在于跟区政府“不得已撒了谎”。

如果这些公务员的确三年没休公假，在自费前提下，完全可以由其自主申请轮休；可是，单位为什么要组织集体休假和集体旅游呢？

而纪检部门“不便透露细节”的表态更让人疑窦丛生。究竟是否公费旅游，这个真相公布出来有那么难吗？

公务员集体旅游，在相关部门那里，一下异化成了一个简单的手续问题，至于该行为是否违纪违法，则显得无足轻重。

何伟在他的《寻路中国》里写道：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公费旅游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这位局长现在说“主要错误是不该撒谎”，可他心里应该清楚，若事前请假组织集体港澳游，依据现有规定很难获得许可，所以卫生局宁可组织集体旷工去旅游；但是，虽然事前不能见光，事后曝光却不要紧，只需对上级主动承认不该撒谎，就能寻求到事后原谅。

因此，纪检部门应尽快公布真相。如公费旅游属实，不仅要事前不许可，更要事后严厉究责。当然，如不是公费旅游的，集体出游是否得当，是否会影响部门工作，为什么又要撒谎呢？

□舒圣祥（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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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公费旅游且不论，一个对上级领导部门都敢扯谎的部门，又如何能够赢得公众的信任？一半人请假，部门工作照常运转，是否有冗员之嫌？

沸沸扬扬的延安宝塔区卫生局“旅游事件”有了回应，当地政府称区纪委、监察局已就该事件展开调查，现正在深入调查中。

尽管此次事件是否系“公费旅游”尚无定论，但这些年有关公费旅游的新闻，人民群众委实看了不少。对此，公众有疑惑和猜想，当属情理之中。更何况与以往曝光的公费旅游事件不同，延安宝塔区卫生局不但没有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去玩，反而低调到连上级单位都被打了埋伏。

国内山清水秀之地，历来都是开会的好去处，以开会之名去某地顺带旅游，这种事并不少见，但以去西安开会为名，跑到千里之外的港澳旅游，就比较奇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宝塔区卫生局出此下策呢？

卫生局负责人曾解释，安排集体旅游，主要是考虑员工两三年没休公休假，并且都是自费，不是公费旅游。倘是如此，又何必不直接跟上级单位报批请假，休假制度是劳动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自己花钱，依法度假，有何不可？何必要去扯谎打埋伏？这里面的蹊跷，不由让人生疑。

如果是担心一次休假人数太多，影响工作，让上级单位有看法，倒也合理。然而事实上，卫生局各科室都留有工作人员值班，10个人外出一周有余，单位工作并未受到影响。倒是10个人能一拍即合，在休假时间自掏腰包去同一个地方玩，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港澳虽不比欧美，但花销也不是个太小的数字，10人意见如此统一，如果没有蹊跷，那只能说平日部门团队建设太有成效，员工感情如此和谐，部门的凝聚力、战斗力一定不可小觑。

倘有这样的团队精神，员工定能团结一致开展工作，这倒也能解释为什么卫生局的员工两三年没有休假，照常理推想，应当是工作比较繁忙所致。但是且慢，如果真的是公务缠身，那又如何解释只有20名公务人员的卫生局，一次休假10个人都不致影响工作？敢问宝塔区卫生局，到底是忙呢，还是不忙呢？

这重重疑点，虽然还没有拨云见日，但从透出的信息看：疑似公费旅游且不论，一个对上级领导部门都敢扯谎的部门，又如何能够赢得公众的信任？一半人请假，部门工作照常运转，是否有冗员之嫌？纳税人的钱被如此消费，政府工作如此失职，实在说不过去，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卫生部门，更应痛定思痛，谨小慎微，在工作上拿出令公众信服的成绩来。对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不但要调查清楚真相，更要在监督和制度上有所作为，让这样的闹剧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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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4月6日至13日，其中10人去香港、澳门旅游。而这次集体旅游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向区政府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份就举行过了。（4月18日《华商报》）

不同于开两天会外加旅三天游的一般性做法，这次的“开会式旅游”干脆就扯了个大谎，找一个开过了的会做挡箭牌，穿越思维着实了得。只是没想到，此事竟然东窗事发，最终沦为笑柄，搞得自己焦头烂额。但以过往的经验判断，“开会式旅游”被揭发曝光，又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其暴露的几率小之又小。之所以这一次“纸没能包住火”，其实就是低估了知情网民的举报热情，更没想到这些网友，竟然把旅游团人员的机票信息都搞出来了。可谓千算万算，漏了一算。

老百姓对公费旅游非常痛恨，政府也明令禁止，出台了不少“坚决制止”的规定。但对这事儿的体制监督，总是存在力有不逮之处。就拿延安宝塔区卫生局这回的事儿来说，要是没有网民“揭发”、媒体揪着不放，“开会式旅游”被体制监管察觉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没错，上级政府有明文规定，公务人员出市、出省要报批。可具体落实下来，谁又会这么较真，谁又会傻乎乎地申报自己要去“公费旅游”呢？这年头本就“会比牛毛多”，随便说个什么会，谁又会核查你是去的西安还是香港？当然，公费旅游也必然要涉及到财政资金的动向。可在目前的财政预算管理水平下，公务消费每每如橡皮泥般，还不是捏个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指望能从财政和预算上看出马脚，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

再说了，一共20个人的单位，10个人离岗长达8天，人力上怎么也会捉襟见肘露出马脚吧？可问题的关键也是，有多少政府单位的工作那就是“猴皮筋”，多做少做本就说不清楚。一半人出游也“没影响局里正常工作”，谁知道是工作太少还是人员配备得太多，这里面本来不就是一本糊涂账吗？

上级政府盯不紧，财政预算管不严，岗位工作少监督……正是这些正常体制内的监督力量缺乏效力，“开会式旅游”的公务人员才敢以到西安开会之名，顺路到香港、澳门“拐个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这种事被网民举报曝光只是一个小概率存在，你就不能指望人家不心怀侥幸、蒙混过关。看来，管好公费旅游，不能光有老百姓的监督热情，更要在权力体制内部加紧形成制约问责机制，让暴露成为必然，没暴露成为偶然。暴露的概率大大提高了，才会少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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