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证驾驶、醉酒驾车导致4人死亡的孙伟铭，在9月8日这一天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的一审判决中，孙伟铭曾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于赶上了整治酒后驾车的风口浪尖，孙伟铭案曾被称为“醉驾死刑第一案”而备受关注。据说，终审判决宣判后，孙伟铭当场大哭。

其实，孙伟铭案的关键词有“长期无证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等等，但这些远不如“醉酒驾车”这一内容引人注目。从2009年夏季以来，各地出现的酒后驾车导致交通肇事，多次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以至于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打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应该说，这一举措有回应舆论热点和公众期待的及时性。各地警方在行动中，还想出了各种办法，比如，异地用警，甲地的民警到乙地执法；再比如，执法民警现场手机关机，并收缴酒后驾车当事人手机，这些举措的用意是避免说情，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

由于专项行动效果明显，有媒体用“专项行动开展18天，上万人顶风作案”来形容酒后驾车的严重态势。这显然是不了解“专项行动”的特点所致。一般而言，专项行动往往是一场执法运动，具有集中性、阶段性、运动性特点，并且，往往数量集中、成果显著、见效快。在这样的执法运动或者说是执法风暴中，一些平日里就经常酒后驾车的人被“抓个正着”应该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问题是，急风暴雨式的执法运动过后，酒后驾驶的现象会不会得到真正的遏制。

比如，有的地方，前几年整治过酒后驾驶，当时，酒后代驾的生意开始火爆。但执法行动过后，一切又恢复到从前，酒后代驾公司再次生意冷落，门可罗雀。直到今年夏天，这些已经生存艰难的代驾公司生意再次红火起来。这样的现象表明，执法运动往往会陷入“情况严峻、集中整治、情况好转、情况再严峻、再整治”的怪圈。

今年夏天，在整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的重压之下，一些解酒药、醒酒药和酒精测试仪等等所谓的“解酒经济”也在异军突起。认真分析酒后驾车现象就会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文化积淀的社会，喝酒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成为有着深刻传统和融进血脉的生活习惯。无酒不成席，喝酒才能交流感情，才能办成事，不喝酒就扫兴和影响社交等等因素，使得很多人不能不端起酒杯。这就使得集中治理酒后驾车比较容易，根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习惯却很困难。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说，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汽车销量将突破800万辆，而预计全年汽车销量将超过1200万辆，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水平。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一个崭新的汽车社会，而汽车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驾车者必须讲文明、守秩序。而一再吸引眼球和牵动社会神经的酒后驾车肇事事件，是很多人还没有适应汽车社会生活的直接明证。

当喝酒的“老习惯”与驾车的“新方式”遭遇的时候，有的人想“鱼与熊掌兼得”，既喝酒又驾车。因此，如果不从社会传统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对刚刚走进汽车社会的人们进行引导教育，而只靠疾风暴雨的执法运动，很难根治酒后驾车的顽疾。当然，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舆论的深入讨论和专项行动的持续展开，“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的基本理念正在逐步深入人们的生活。只有改变观念，整治酒后驾车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从而走出过去的执法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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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中整治酒后驾驶的行动中，天津推出一条举措，明令要求领导干部和值勤交警上路前一律关闭手机，严禁接听电话，其目的是为了杜绝说情。

手机从它诞生起，似乎就有比通讯更广泛的社会功能。比如，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它就成了便捷的说情、勾兑、走后门的媒介。天津有关规定，正好印证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在交警执法过程中，说情的现象司空见惯，令执法效果大打折扣。“盛情难却”之下，只好祭出关闭手机的“法宝”了。

问题是，关掉了交警的手机，并没有关掉潜规则。

手眼通天的醉酒驾车者，可以通过说情来逃避处罚，就是一种潜规则。按照学者吴思的说法，“潜规则”是指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对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来说，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是正式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谁酒驾、醉酒，都该绳之以法，这本是天经地义、无话可说；交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当然职责，本该铁面无私、理直气壮。然而很多时候，一个电话竟然就能让这套正式规则形同虚设，酒驾、醉驾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什么醉酒驾车等交通违法事故层出不穷？不得不说与这种潜规则盛行带来的执法不力有莫大关系。

但是，天津的规定对这套潜规则不是迎头痛击，而是采取了一种退避三舍的默认态度。“关闭手机”的潜台词其实是：我惹不起你，只好躲着你。于是，潜规则毫发无损，一有机会仍然可以畅通无阻。

事实上，说情的途径不止于手机。因此天津不得不同时规定：在检查过程中，一律快速检测酒精含量，一旦锁定违法证据，就快速处罚和上传处罚结果，快速制作案卷，快速申报审批，达到醉酒情况的快速拘留……之所以要快，就是为了抢在说情者的前面，杜绝手机之外的说情机会。那么试问：如果说情者的动作比交警的动作还快，怎么办？是不是意味着潜规则仍然管用？

潜规则的产生，总是基于现实中人们趋利避害的利益考量。比如，在交警执法过程中，给他们打来电话的还不一定是其亲戚朋友，可能更多的正是其顶头上司。这种情况下，谁会拿自己的前程和切身利益与顶头上司作对呢？也就是说，潜规则也存在于交管部门内部。对这样的潜规则，作为代表法律威严和正义的执法部门，不痛下杀手解决之，而是掩耳盗铃逃避之，实为下下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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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番禺区榄核镇纪委书记梁惠明醉驾被拘，成为此次广州整顿酒后驾车以来第一个被曝光的官员。

不少网友就“官员醉驾被拘”提出了新问题：醉驾被拘的15天时间里，他们不用上班工资照发吗？交警部门的答复是：只要公职还在，他们就会照发工资。(8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这样的“美事”，让人好生艳羡，放在别的行业，莫说私企、外企，就是国企职工，也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这让人疑惑：莫非醉驾官员被拘不是在接受惩罚，而是“带薪休假”？权利与义务对等，企业职工不上班不能产生效益，老板当然就不发工资。

同样，官员不上班期间不能履行公务，按道理不发工资才是。还有，梁惠明被拘15天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可这段时间里，还给他发工资，岂不是有纵容醉驾之嫌。

事实上，在梁惠明醉驾处理上，已经体现出官员与普通民众的差异性：他当晚并未被拘留，第二天还照常上班，在舆论的压力下，交警部门才作出拘留15天的决定———这些无不暴露出凌驾于公众之上的特权。

梁惠明身为公务员醉酒驾车，已有违公务员纪律；作为纪委书记，更是违反相关官员管理条例。这种行为如不严肃处理，必对官员群体产生不良的暗示：醉驾有什么大不了的！此次全国范围的整顿醉驾行动，公安部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许说情，任何人不得例外。醉驾的梁惠明书记却被放宽执法，而不是规定内的“从严执法”，暴露出地方执法的弹性化，这也是公众最担忧的地方。

不看人“下菜”，秉公执法，这是对地方执法者的考验，也是公众的期望。与此同时，对醉驾官员的处罚规定也应该有所调整，至少不能让他们违法违纪之余还享受“带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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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广州番禺区榄核镇纪委书记梁惠明醉驾被查，竟称自己喝酒驾车是“无辜”的，是因为“工作需要”。日前，广州番禺区纪委表示，查实此事后，将严肃处理梁惠明，并给予相关的党内处分。(《8月23日》南方都市报)

酒后驾车，害人害己，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基本道理，而且也被法律命令禁止，何以在广州番禺区榄核镇纪委书记梁惠明看来，竟与自己无关？从前有所谓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把马列主义装进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纪委书记梁惠明何偿不是如此！当他将党纪国法装进电筒里的时候，自己俨然成了法纪的操纵者。而一旦别人的法纪手电筒照到他自己，他立刻就原形毕露。可以说，“醉驾无辜论”和“醉驾工作需要论”，是典型的夫子自道。在民警对他进行劝诫的时候，他称自己是“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这个身份似乎成了他的护身符，他向交警说自己态度好，希望“网开一面”。而当交警强调不论什么身份都必须接受酒精测试时，这位“纪委书记”马上变脸，开始不停地打电话“求助”，企图逃避惩罚——他醉驾了，就是无辜的，就是工作需要，就希望法外开恩，逍遥法外。总之一句话，纪委书记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就可以颠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天条。这就是一个堂堂纪委书记的作派，一个主管党纪的负责人的政治品质和素质。可以想见，党风党纪教育由这样的人来主抓，会有什么结果。

如今，革命竟成了请客吃饭。但可以肯定，纪委书记梁惠明的喝酒吃饭，他不会自己掏钱。那么，是谁、掏谁的钱、又为什么请一位纪委书记吃饭？这与他所谓的“工作”又是什么关系？他酒后驾驶的车，是公车还是私车？

当请客吃饭变成了“工作需要”，当酒后驾车变成了“工作需要”，当公费出国也变成了“工作需要”，那么，还有什么不是“工作需要”呢？“工作需要”，“工作需要”，有多少吃喝嫖赌和坑蒙拐骗假汝名以行！然而，恰恰是这些挥霍公帑的丑行，正在沦为一种常态，而被梁惠明之类的纪委书记视而不见。其实，这种常态，也正被梁惠明们一天天地实践着。不仅如此，执法犯法，也成为一些执法者践踏法律尊严的便利手段。

在我看来，纪委书记醉驾的拙劣表现，完全可以成为解剖官场生态的一个活标本。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但是，为什么榄核镇纪委书记梁惠明酒后驾驶，是在20小时后才被拘？既已确定醉驾，那么，按照程序就应该立即执行拘留，交警为何要请示领导，而且“让其由镇主要领导带回，待处理”？

又是谁、以什么理由领走了梁惠明？我们的社会，难道真的像西游记里所表现的那样：“有后台的妖怪都被领走了，没后台的妖怪都被一棒子打死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流传久远的法条，难道真的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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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几起酒后驾车引发的血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严打酒后驾车运动——而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如何处置醉驾的官员”自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广州番禺某镇那个酒驾被查时称“醉驾是工作需要”的纪委书记梁某19日晚被查，然而事发当晚梁并未被拘，次日上午还照常上班。（8月23日《广州日报》）

警方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正如公众所质疑，如果逮住的是个无固定职业和住所的人，这样做醉驾者很容易就逃脱了。而且依据相关法律，在强制抽血的检验结果出来前，有醉酒嫌疑的驾驶员应该被控制，而不能放回去，除非当事人出现身体条件不允许的特殊情况——这样看，番禺警方对醉驾官员梁某的惩处显然有袒护之嫌。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既伤害了严打醉驾运动的公信力，也容易使醉驾问题激化为官民矛盾。

很明显，醉酒驾车并不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原罪和专属哪个群体的罪恶标签，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驾车是醉酒者对公共规则和公共安全的侵犯，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而不是富人与穷人、民众与官员、强者与弱者的矛盾。公众的敌人是无视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官员或者富人——可是，如果执法者在治理运动中不能公正执法，不能严守程序、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地惩处每一个违法者，偏袒了公众本就深恶痛绝的特权群体，哪怕仅仅在程序上有一点儿瑕疵，执法时有一点儿偏向，都容易激起民众敏感的愤怒，从而使本属公共矛盾的醉驾问题演化为官民矛盾、官民对立和官民冲突。

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尤其是在官本位的语境中，权力常常被发现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平民违法必究，而有些官员则能依靠权力的羽翼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这正是法律缺乏公信力的制度根源。于是，每逢有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治理运动，舆论的眼睛总会本能地紧盯着官员群体，很自然地将“能否一视同仁地严惩官员”视作执法是否公正的衡量标准，以“有罪推定”的逻辑苛求地紧盯每一个执法细节，试图从中找出证据印证自己的猜想。

这种舆论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执法者哪怕有一点儿程序瑕疵，也会被敏感的舆论抓住把柄，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口。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就会激化成严重的官民矛盾，邓玉娇案是这样，胡斌飙车案也是这样。番禺警方违反程序让醉驾的纪委书记“照常上班”（平民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显然也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矛头指向醉驾者，而指向官官相护，指向法律对官员的包庇，指向违法不受追究的特权。本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就这样演化成了民众与官员群体的矛盾。

这样的矛盾转化，既使治理酒驾运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又激化了官民矛盾，更有害于醉驾问题的治理：官员违法受到袒护，我们有什么理由尊重法律呢？人们沉浸于官民冲突的受迫害想象中，而忘记了醉驾是一种公害。

理性的执法者，应该能敏锐地感受到公众的这种情绪。在针对醉驾的执法上，越是涉及到官员的案例，越是要严格依据法律程序，严厉执法，透明公开，一视同仁，绝不护短，借此向公众传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心，消除公众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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