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寂寞的工人迫使性开放2009-11-04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张枫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与家人两地分居，他鼓励他们使用性用品，而不是去嫖妓。张表示，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他们远离妻子或丈夫，其“性饥渴”问题从未得到社会或政府的承认，“如果我们的社会长期漠视，最终会导致艾滋病流行……”
张是在接受当地一家报纸采访时这样说的，适逢第七届广东性文化节开幕。本周末，该性文化节吸引了许多人前去参观。
中国人通常避谈性问题，性文化节打破了不少有关这种性态度的禁忌，为了取得官方的批准，性文化节自称为教育和健康论坛。
模特内衣秀的教育意义不是那么明显，却是最有人气的一个节目，吸引了一群年轻男子驻足观看。展出的还有刚够遮体的内衣裤、充气娃娃、性药品和性玩具，它们是这个城市的工厂生产的。许多正是张所说的农民工生产的。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住在工厂宿舍或狭小的公共房间，男女分开，常有保安看管。
支持性文化节的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描写性爱的诗文，高雅的、粗鄙的都有，而后来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虚伪态度压抑了它的表达。中国的社会迅速变迁，政府控制———除规定子女数量之外———人们私生活的尝试，终究敌不过习俗的力量。（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邱峰译）
' />对农民工高发艾滋病不能止于震惊2009-11-02崇阳县艾滋病患者九成系农民其实不过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一个缩影。男性农民外出打工，挣的是血汗钱，付出的是孤苦寂寞，因为他们既不像稳定职者一样拥有多样的精神生活，又缺乏方便的家庭生活，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农民工群体怎能不成为艾滋病高发地带。
农民工成为艾滋病高发群体，这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宏大课题。如果放任自流，艾滋病势必会加速传播，最危险的甚至是艾滋病代际传播与群际混染。湖北崇阳县艾滋病患者九成系农民工的严峻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的重视不够和关心不力有着很大关系。所以，全社会必须把农民工的寂寞与技能当成一件大事进行解决。
具体而言，国家和社会应该在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的同时，还要解决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融入问题。首先为他们提供经常化、制度化的免费职业培训，甚至有必要从法律上人性化地保障农民工的家庭生活配套措施，如增设“夫妻房”、“家庭生活假期”等权益。此外，有关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应该积极引导，更加有效地规范与监督好娱乐场所的卫生防疫，比如强制HIV健康检查、加强艾滋病知识宣传等，当某些现象无法避免时，只有强化被动防范。
面对现状，我们不应止于震惊，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必须把解决农民工的健康生活方式当成一件大事进行重视，统筹兼顾、多管齐下，把农民工纳入防治艾滋病的大系统。
' />戴安全套和安全帽一样重要2009-11-02目前，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艾滋病易感染高危群体。造成农民工群体成为艾滋病高危群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民工群体是最大的流动群体，防控难度大。二是农民工群体存在性饥渴问题。卫生部曾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有八成的外来农民工由于夫妻两地分居等原因都处于性饥渴状态。三是农民工群体由于知识层次较低，不知如何防范艾滋病等。
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大，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虽然也有一些地方尝试解决农民工的性饥渴问题，如设置“农民工性福之家”等，但从整体上看，由于条件所限，在短时间内解决1.4亿多经常外出农民工的性饥渴问题，也不现实。但是，目前可以做到、也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普及农民工防范艾滋病知识，让至少让他们知道如何防范艾滋病，而这也是减少农民工感染艾滋病的成本最低且最有效方法。
当前，农民工群体防范艾滋病知识非常有限。《经济日报》曾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其对象全部是农民。在调查中，30%的农民工对艾滋病几乎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近9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不会被感染艾滋病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70%的人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300人中只有1人知道艾滋病的早期症状。这种现状才是最危险的。
在1.4亿多经常外出农民工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筑业。上工地必须戴安全帽，这种教育已经深入人心，而防范艾滋病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使用安全套。要让农民工明白，安全套和安全帽一样重要，就必须普及农民工防范艾滋病知识。早在2005年12月，我国就启动了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但是，从现状上看，一些地方的宣传教育仅仅集中在艾滋病防治日那几天，而且宣传教育也是浮光掠影式的，并不能真正走进农民工群体。向农民工普及预防艾滋病知识，必须要制度化、规范化，才能真正收到效果。
' />农民工成艾滋病高危群体乃社会之痛2009-11-02继前期社会上关注的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引发广泛之后，这则报道更具有冲击力，73例艾滋感染者中72人是农民，换句话来说，艾滋感染者中几乎百分百都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
外出打工人员在外感染后带回的输入性疫情不容忽视。多么让人心酸的一组数字！
是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单身进城，而且多半以青壮年为主，处于性活跃期。大多民工无力将配偶接到身边一同居住，长期夫妻分居，长期不能过性生活，造成性压抑和精神空虚，如果他们找不到正当的途径解决个人生理问题，有的只能去找“小姐”，而有些民工由于缺少必要的性科学知识，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又不采取安全措施，这种行为大大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几率。
笔者生活在农村，知道在农村人们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知之甚少，经常见到的就只有院墙刷上的“外出打工，预防艾滋”的标语，村里人也羞于启齿性病、艾滋病之类的话题，如果谁要高谈阔论此类的事情，以后在村里定是落下不好的名声。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农村是防艾的盲区，更谈不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了解与普及。
农民工到了城里，他们从事着一些工作强度大的体力劳动，住着简陋的工棚，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地点经常变动，他们的精神生活和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比在农村老家强不了多少。
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对农民工在艾滋病的预防干预方面则显得尤为重要。可现实中，农民工艾滋病知识讲解、宣传资料发放、安全套发放、健康咨询和专门技术培训等干预服务往往一阵风，只是在什么世界艾滋病日，政府检查的时候做个样子而已。
此则新闻中出现的数字，呈现了公共管理某些层面的危机，呈现了对农民工在艾滋病的预防干预方面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期待着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各界把农民工艾滋病防治也列入安全知识教育，有效实施这项工作并经常化。更期待广大的农民工兄弟增强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洁身自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千万别让农民工成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代名词。
' />艾滋病感染者与农民能否建立关联2009-11-02若艾滋病感染者中九成是农民的调查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最叫人痛心之处应该是农民群体一贯的弱势地位。流动和漂泊的所得，往往并不足以支付昂贵的住房和稳定的家庭生活所需，长期独自谋生的现实，使他们难以抵御某些艾滋传播高危行为的诱惑。同时，因为知识方面的匮乏，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防范意识。种种不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外出的农民无法置身于艾滋病传播的风险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并不比其他群体小。
上述分析都建立在肯定相关调查结论的基础之上，然而崇阳县艾滋病感染者中九成是农民的说法，尽管是以调查数据的面目出现，但其可信度仍然要打上一个问号。几年前，曾有媒体发布消息称，某一行业的从业者平均寿命只有四十来岁，引来舆论一片哗然。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平均寿命，平均的不过是这个行业里的非正常死亡者，果然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尽管崇阳县73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2人是农民，但是农民占九成的结论仍是一个问题。
来看看崇阳县艾滋病调查方式，相关报道中说，“去年春节，当地疾控部门利用农民工回乡探亲机会，挨家挨户上门采样。”先不评价这种“挨家挨户上门”的做法有无不妥之处，仅仅从统计的准确性上，我们必须问一问，这种“挨家挨户”的采样是否针对了该县的全部人群。如果没有，计算农民在艾滋病感染者中的比例是毫无意义的。道理非常简单，艾滋病的检测和统计如果仅仅针对农民开展，那么农民占艾滋病感染者总数的100%也不令人意外，但这样的统计毫无意义。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尽管艾滋病防治形势日趋严峻，但是法律依然支持和认定了艾滋病检测的自愿原则，仅仅是对某些公共场所服务人员规定了健康检查制度。防止艾滋病蔓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前者不是忽略后者的理由。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隐私不受侵犯是公民权利的体现，坚持艾滋病检测的自愿原则同样是公民权利的体现。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因看似正义凛然的公共需求而缩水，这是法治的原则，也是文明的体现。
崇阳县防疫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说，去年元旦过后，据群众举报肖岭乡返乡农民工刘某（女）在外打工期间“乱搞男女关系”，他和工作人员上门采血检查。这样的描述让人悚然心惊，如果艾滋病的检测也适用“群众举报”，而且“乱搞男女关系”就可以成为采血检查的理由，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时何地了。关爱农民当然是响当当的理由，但以违背自愿原则违反法律要求的方式去“关爱”，毋宁说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违法和侵权。
靠“群众举报”和“挨家挨户”的方式去检测艾滋病，可能只有农民才肯接受。而这样统计出来的艾滋病数据，农民又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占据九成”呢？数日之前，媒体还在为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高声欢呼，认为牢不可破的城乡壁垒终于开始了它的松动和崩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农民在权利方面弱势现状的改变，需要从更多细节之处做起。艾滋病感染者中农民占九成的说法本身也许并无恶意，它甚至是基于关爱的理由而提出，但是这背后的调查却存在着种种瑕疵，以至于结论也成了毒树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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