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认为驻京办撤不得2009-04-21这不由让人“想当年”四人帮当道的时候，神气活现的“罗思鼎”或“梁效”发表一个什么“重要文章”，很多情况下跟着就会出一篇“通稿”。“通稿”里必然举出若干“坚决拥护”的代表人物，却既不是“理论权威”姚文元也不是“红色秀才”张春桥，而是天南海北不相干的人，什么“东方红机械厂车工XYZ激动地表示”，或者“青海省A县B公社八大队三小队贫农王大娘高兴地说”，反正是越不相干的人表的态越重要。这说明连四人帮有时候还晓得避讳“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机械厂车工”和“贫农王大娘”虽然不再时髦，但“国际贸易中心总经理”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不缺，随便拉他们来证明驻京办万万“撤不得”，会显得多有说服力！但偏偏不，偏偏弄了两个货真价实的“驻京办主任”来自言自语，你说要花多大的力气叫人不去想“王婆卖瓜”那句话！
是呀，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随便从哪个抽屉里都可以翻出一堆“上下一律平等”的规定。只是在“个别地方”，实在很难说。比如说某些省，为了方便各县、市的“革命同志”到省会办事，防止类似“真要打个车，还进不了部委大院”的“不平等”现象，县、市们在省会也设了“驻×办”。省里的领导虽然经常“深入基层”，奇怪的是我从未见省政府在下属县、市设“驻×办”。为什么？很简单，人家是上级，到了你这里如果“进不了部委大院”，即使你胆大包天不在乎乌纱帽之类，但“资金”、“项目”什么的，你也不想要么？“四川驻京办主任”拿国与国的“大使馆”来与“驻×办”类比，其实非常不靠谱，缺乏外交常识，因为至少前者的设立是平等和对等的，后者却不是这样。
不过我也认为，至少在目前，“驻×办”还不能说撤就撤。个中原因，两位“驻京办主任”吞吞吐吐，我建议干脆挑明如下：首先必须承认，我们多数干部是很善良的。但在“个别上级部门”，的确存在“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的现象。这种现象短时间内又不大可能完全根除。下级为了顺利办事(公事或私事)，只好设立“驻×办”负责“沟通”。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先使德行不改的“个别上级”消失，而不是急乎乎撤掉“驻×办”，对不对？
'/>驻京办生态链调查：亦官亦商经营宾馆营利2009-04-16
“七省大院”的指路牌
编者按
驻京办天价假茅台之争，潍坊驻京办撤销事件，驻京办成了热议话题。
作家王晓方在小说《驻京办主任》中写道：“驻京办是三不管，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又开宾馆、酒楼，又办公司……”；《2003年北京工业统计年鉴》称：各驻京办事处在拉动北京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口浪尖上的驻京办眼下是何状态？已有60年历史的大大小小5000余家驻京办是否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生态的一部分？本报记者做了一番实地调查。
留下大奔 潍坊驻京办撤了
调查地点：后海南沿
驻京办：山东潍坊
对于附近居民来说，即使是其正对门的住户，也说不清这座挂着“潍坊之家”旅店招牌的驻京办的人是何时撤走的，因为这里不复热闹已经有些时日了。
潍坊驻京办的地址是后海南沿前井胡同，虽紧邻后海酒吧街，却是处闹中取静的地方。有居民说，几年前经常有鲁字头车牌的汽车，在胡同里穿来穿去，打听哪儿是“潍坊之家”。至今在一些旅游网站上，还有“潍坊之家”的介绍信息。
中午，驻京办上了锁的玻璃门看上去还很干净，两边各贴着一张告示，左边写的是“非本单位人员谢绝入内”，右边是“内部装修”。绕到驻京办院内，看到这座小楼的每扇窗户上都贴了封条，上面的日期是去年10月15日。
停在院里的车中，包括两辆奔驰、两辆凯迪拉克和两辆林肯，有几辆已经没了车牌。车上蒙了厚厚的灰，有的地方还生了锈。车窗里摆着的进京证，去年6月便已经过期。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这里原有员工12人，此前潍坊市每年往驻外办的拨款总额为120万元左右，拨给驻京办的经费大概为每年30万元。
惟一留在驻京办的人是一位外地老汉。他说自己是去年底来的，“别人让我在这儿看着东西。”传达室的办公桌上，还堆放着没有拆封的信件。老汉说，这些信件该交给谁、有事该和谁商量、小楼和院里的奔驰车该怎么处理，他一概不知道。
虎扑篮球：潍坊驻京办撤销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是机制改革的积极成果。潍坊市政府对此一直颇为低调，没有主动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宣传报道。事实上，潍坊驻京办是与另外10家潍坊驻外办事处一起被撤销的。《中国经营报》报道称，这11家驻外办，其中两家欠债累计2000多万元，还有三家早已停止开展业务。
三亿一栋 “九省市驻京大厦”崛起
调查地点：万丰路道乐蒙恩商务街
驻京办：内蒙古兴安盟、江西新余等地
就在潍坊撤销驻京办的同时，新的驻京办仍在崛起。
万丰路一带的道乐蒙恩商务街，是2005年亮相的楼盘项目。700米长的商务街，由连成一片的欧式建筑组成。本月，发表于一家房地产网站上的帖子透露，在去年入住此地的十余家单位中，共有9家驻京办。
售楼处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说法。最先入住的驻京办中包括内蒙古兴安盟驻京办、江西省新余市驻京办等；其中不少驻京办都选择了直接购买整栋楼的做法，因此这片建筑目前又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九省市驻京大厦”。
一份房价记录显示，道乐蒙恩商务街项目当年开盘时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2万元。售楼处工作人员透露，以每栋楼每层1200平方米的面积计算，这里一些商务楼的整栋实际成交价格大约为3亿元左右。当然，和“七省大院”一样，这些楼宇也都挂出了宾馆和餐厅的招牌。
商务街对面的一家小卖部里的伙计，每天瞄着对面的大门琢磨：“连到我这儿买烟的人都特少，这么偏的地方哪儿有什么人来这儿吃住啊？”对面楼里的清洁员出来扔垃圾，有个路过进来看房的人问：“大姐，这儿赚钱不？”服务员朝着空荡荡的停车场撇了撇嘴：“看见没有？都亏着呢！”
“七省大院” 蹭饭的去处
调查地点：海淀区北三环马甸桥南路
驻京办：江西、湖南、山东、福建等省
“师傅，到七省大院。”
出租车司机于大海眼皮儿也没抬：“这点儿了，蹭饭去的吧？”
“七省大院”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地图上标注的地址为“海淀区北三环马甸桥南路2号”。这里也并非一个完整的大院，而更像是从马路边上伸出去的一条普通街道。路口处竖着一块高大的指路牌，7个地名里有6处是“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由上至下分别是江西、湖南、山东、福建、浙江、吉林。原先还有江苏驻京办，现已迁移他处。
中午12时，这条街上只有零星的几辆车进出，和外面三环主路相比明显清静。大约300米长的街上，6家餐厅的招牌最为醒目。在网上检索“七省大院”，跳出来的页面绝大多数都是美食网站上对这些餐厅的点评。穿插于各家宾馆、餐厅之间，共有10家左右经营各省特产的店铺，其中挂着“烟酒”字样的店铺共有4家，另外还有3家足疗按摩店。
透过窗户，6家餐厅里都只有零星的几桌客人，每桌不过两三个人。在于大海的印象里，“七省大院”的人气已经是大不如前了，“四五年前那会儿，火得厉害，一天进进出出拉客好几趟，外地人来，北京人也来。”
发票，大概是“七省大院”里最常被提起的一个词。
自从河南两家市级驻京办花天价买了假茅台，这里出售烟酒的店铺里，便时常有客人问他们的茅台是否保真。“您放心，我们就是驻京办的。”为了让客人放心，店员们都很乐意强调一点，“而且我们可以给您开发票。”“发票开礼品行吗？”“行。”“开会议行吗？”“行。”“那办公用品呢？”“您放心，都行。”
同样一瓶茅台酒，在这里共有四种不同的价位。自称驻京办下属的烟酒铺里，每瓶480元；进了宾馆的商品服务部，800元；上了餐厅的酒水单，980元。附近一家宣称和驻京办没关系的烟酒铺里，每瓶茅台420元。
特产生意 靠着驻京办好赚钱
调查地点：海淀区三里河路 驻京办：新疆
新疆驻京办的院墙外面，大门两侧各有一家商店，专门卖新疆特产的。左边那家店里堆着几箱每斤150元的和田大枣；右边那家主营水果生意，成箱的哈密瓜都已经摆出来了。
商品部在驻京办西侧一处招待所内，从东门进去要绕过主楼才能找得到，而且招牌并不算醒目。“这个院周围有7家卖特产的，只有我们一家是驻京办自己经营的。”商品部负责人说，驻京办周边的一些特产专卖店，虽然都自称是驻京办的，但其实只是租用驻京办房屋的小老板而已。
但是小老板们的生意明显比商品部卖得好。一家专卖店的销售人员说，经常有人让快递到他们这儿来，整箱整箱地买大枣。
亦官亦商，卖特产并不是驻京办做生意的主要手段，经营宾馆才是正道儿。西单附近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是南方一家市政府驻京办所在地。从其向顾客提供的资料来看，这里共有283间客房，既有每天2280元的标准间，也有住一天要花14380元的总统套房。
作家王晓方对驻京办了解颇深。他曾这样描述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王晓方反问：“得有多少家驻京办是四星级以上酒店？最起码也得是三星级的商务酒店吧。这得给北京创造多少税收？带来多少客流？拉动多少消费？”
“驻京办必须得到各地重要领导的财政支持，在北京它会发挥地缘优势，通过经营利润来维持其开销。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驻京办已经成为北京民营资本和外资之外的第三方重要投资力量”，王晓方说。
各驻京办事处在拉动北京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北京工业统计年鉴》里这句耐人寻味的话似乎也足作佐证。文并摄
60年驻京办
驻京办距今已有60年的历史。
最早在首都设立办事处的是内蒙古，该办事处设立于1949年3月，当初被称为“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在谷歌地图中搜索关键词“驻京办”，显示出来的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坐标点，其信息多是宾馆或餐厅的名录。
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是：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机构在京设立办事处外，还有520家市级和5000余家县级设有驻京办。本报记者 周健森
'/>别让假茅台也成躲猫猫事件2009-04-16两驻京联络处的“澄清”又将他们卷入舆论的旋涡之中。说“这些茅台是为家乡的宾馆企业代购”，这不摆明了承认自己不务正业，拿纳税人的钱给企业当差吗？所谓的“代购”其实又是多么的站不住脚 ，既然“这批酒还没有开封过”，他们又从何得知这批酒全是假酒？
在强大的网络民意面前，不应该再有葫芦官断葫芦案，也不应该再出现什么“躲猫猫事件”，两驻京联络处购777瓶茅台才多大的一件事情啊，难道真就那么晦涩难辨吗，是用于招待消费还是替宾馆企业代购，总不至于没有一丁点字据吧！即使两驻京联络处的财务制度很不健全，预算管理松垮，涉及的宾馆企业也充分相信两驻京联络处的诚信，导致最终没能形成任何文字依据，但购买777瓶“贵州茅台酒”的66万余元巨款不可能来路不明吧，是出自驻京联络处(包括当地财政部门)还是宾馆企业的账户，一查便知。
令人遗憾的是，两驻京联络处并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而只是空口喊冤。如果两驻京联络处不希望此次假茅台事件再次成为一起“躲猫猫”事件，就应该用事实和证据来说话，而不是凭空制造什么理由来糊弄公众，让公众觉得上当受骗，最终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
两驻京办即使承认所购假茅台是用于招待消费，天也不会塌下来。因为，驻京办事机构购茅台用于招待消费远算不上什么“惊天大案”。正如网友所说，驻京联络处买茅台用于招待不是新闻，一不小心买了777瓶假茅台才是新闻。
'/>驻京办的相关账目何不尽快公开2009-04-16漯许驻京办购买假茅台酒的剧情，越来越跌宕起伏了。此次辩解再度点燃网民的愤怒与热情。事实上，辩解也是粗糙笨拙的，因为在硬伤累累的语境中，越辩解越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之感。因此，不少网民冷嘲热讽，“一派胡言！造假者可恨，撒谎者可耻”，“别抹了，越抹越黑，别把全国人民当傻瓜。”不知道这两驻京联络处负责人对这种民意反弹，是否有足够的心理预期，但显然，他们的解释都不足以使人信服。
退一万步说，即便“代购茅台”的说法属实，那么两位负责人可有足够诚意，主动披露相关信息，以自证清白呢？比如将购买假茅台的所有细节公之于众；再比如，为回应公众对于驻京办全年经费的质疑，可将驻京办所有账目公之于众，将其在京城的一系列行为也公之于众，从而方便公众监督，加以核实。请问两位负责人，你们有这个诚意与勇气吗？
无论如何，裁减驻京办当是必然，而当下，驻京办的账目首先需要公开透明，因为它们耗费的是公帑。据说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此外，驻京办成了制造腐败的渊薮之一，也是民愤极大的政府派驻部门。2006年，国务院即要求整顿和规范驻京办管理，调查整顿驻京机构也成为中纪委的一项重点任务。在当下，不妨从取消数千家县级驻京办开始。
公务支出缺乏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监督，缺乏成本核算，缺乏效益评估，这才是“假茅台丑闻”背后的真问题。所以要打消公众质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尽快将驻京办相关信息予以公开。
'/>北京的茅台有多便宜在于权力的神奇2009-04-16有些时候，新闻一旦成为公共事件，其后续发展比新闻本身更有价值。我在事件之初写过《777瓶假茅台是驻外办的生存寓言》，主要觉得这事儿不是简单的假冒伪劣问题，但随即有评论认为这属于过度解读，应归入打假行列，主流媒体也坚持认为此事最尴尬之处在于“公款吃喝”。既然问题如此简单，打假或者整治公款吃喝就算挠到痒处了。换言之，驻外办本身是不属于讨论范围之列的。问题是，类似驻京办之类的驻外办，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今天我算终于明白了：原来功效之一是帮家乡的宾馆买酒。这让我恍惚有种时空倒转的错觉，莫非驻京办会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中的本领，带着家乡的宾馆一起摇身回到了计划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茅台酒竟然卖不到两驻京办所在的家乡？或者还是因为茅台酒属于“北京特产”，到了京城就便宜到人人想买一堆荣归故里？更神奇的是，两地驻京办竟然想法一致，家乡需求也高度一致？
说实话，我始终不认为驻外办是需要批判的，有果实，必有土壤，真正要反思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角色？但是，驻京办为家乡买茅台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职能部门回应公共事件的水平太需要补课了。
最近的几件事，我们不妨串起来看：24岁的王帅因在网上发篇“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的帖子而陷入牢狱之灾，灵宝官方对此回应，称帖子与报道给灵宝有关部门负责人造成了伤害，并强调王帅诽谤案正在办理中；温州安置房事件发生后，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人回应说，其实购买没有门槛，任何人都可以来申请购买，至于网友曝光，是别有用心的人“闲着没事干”……这些回应，与“为家乡的宾馆企业买茅台”一脉相承：一是悬疑多多，解释得像掩饰，理由牵强得恐怕自己说了也未必相信；二是规避核心问题，对民意焦点熟视无睹；三是话语间充满着权力的傲慢与偏见，有种决然的色彩，爱信不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件好事，这些“回应”在挑战公众智慧与逻辑的同时，也增进着逼近真相、追问事实的民间激情。
政府不是神仙，出点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老百姓也没有洁癖，非得要求各个职能部门、各个行政环节滴水不漏、运行完美。但是，事件发生后，怎么解决是一回事，秉持何种态度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后者更为关键，它决定着问题是否有解，是否会被稀释或焦糊。我们在乎结果，更关注态度。姿态决定行为模式，情怀决定价值取向。值得反思的是，此般回应背后的“底气”来自哪里？也许，北京的茅台有多便宜，取决于权力自说自话的空间有多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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